日前发布的《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预测，到2050年，氢能在中国能源体系中的占比约为10%，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将成为有效供氢主体，但目前电解水制取的绿氢仅占氢气总产能的4%。

　　虽然我国是世界第一制氢大国，截至2020年氢能产量已突破2500万吨，但当前氢能源主要是通过化石能源得到的灰氢。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制氢模式不转型，氢能将会成为高碳排放产业。在推动绿氢迎来更大规模发展的同时，尽快探索“由灰变蓝”的制氢路径。

　　制氢工艺路线明确

　　“灰氢不可取，蓝氢可以用，废氢再利用，绿氢是方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在2021年中国绿色氢能发展大会上，强调了以绿氢为制氢发展方向的重要性。

　　“对氢能产业而言，氢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全球范围内业界的争论热点，经过近几年的讨论，目前对制氢路径和其科学性、环保性、经济性、安全性的评价及要求，已经形成了全球的共识。”李毅中表示，根据已颁布的相关政策，国内的制氢工艺路线也已明确。

　　2020年9月，财政部、工信部等五部门专门发布《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提出要建立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城市群，强调要为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提供经济安全的氢源保障，探索发展绿氢，有效降低车用氢成本。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布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明确提出要提高氢燃料制储运的经济性，因地制宜开展工业副产氢及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应用。

　　“这两个文件对国内制氢的工艺路线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在这一原则下，我们无需再争论制氢工艺路线孰优孰劣，而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破解氢源难题。”李毅中表示。

　　相关政策缺位

　　中国船舶七一八所技术总监薛贺来表示：“我国氢能发展存在补贴‘倒置’的问题。根据现有政策，产业中优先补贴的是氢燃料电池汽车，而后是加氢站，但对氢源的补贴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大家普遍认为我国不缺氢气，且氢源很多，但忽视了大部分氢气都离不开化石能源的问题。

　　“氢源是最需要高质量保证供应的环节，应着力寻求降低可再生能源制氢的制造、使用成本，形成低成本、长寿命、成规模的水电解制氢流程，同时也希望国家和产业本身在政策法规、标准上，积极创造良好环境。”薛贺来认为，对氢气的管理也亟待“松绑”，专门用于加氢站加注的氢气是否可以摘掉“危化品”的帽子，获得政策支持。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院刘坚认为，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给新能源带来更多发展空间，能源终端消费需要更多实现电气化。据预测，2060年，能源消费电气化水平需要达到70%左右，但有一部分重要的能源消费没有办法直接通过电来实现，需要通过电解氢这样间接的方式实现更高比例的新能源覆盖。

　　“由于氢的管理属性问题，目前，电解水制氢项目的身份仍不够清晰，因此需要完善绿氢政策保障体系，开放发电企业开展电解水制氢业务的行业准入，明确电解水制氢用户电力市场主体身份。对于配置电解制氢的新能源电力项目，在竞争性配置、并网时序、系统调度运行安排、保障利用小时数、电力辅助服务补偿考核等方面给予倾斜。”刘坚表示。

　　应降低“化石能源制氢”

　　李毅中指出，在生产过程中将“碳”捕捉封存起来获得的蓝氢，也是制氢路径转型过程中重要的一步。“我国二氧化碳年排放100亿吨，占全球30%，形势比较严峻，需要下功夫调节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产品结构，控减用煤、节能减排，同时需要积极植树造林，增加生态碳汇。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绝不能为了生产氢气而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灰氢必须变成蓝氢，方向则是无碳绿氢。”

　　“电解水制氢需要消耗大量电能，目前电解水制氢每制取1公斤氢气要消耗56千瓦时的电，经济性问题较大，需要继续降低成本。”在李毅中看来，“灰氢”变“蓝氢”的关键是二氧化碳的捕集、储存还有利用，应抓紧研发攻关和产业化，“在这个难题解决之前，建议不宜新建化石能源制氢，这会伴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显示，生产1公斤氢气，煤制氢要伴生11公斤二氧化碳，油制氢伴生7公斤二氧化碳，天然气制氢伴生5.5公斤二氧化碳。”

　　与此同时，还可开展工业尾气中的氢回收提纯利用。李毅中说，若干工业尾气中含有一定数量的氢可供回收，氢气是石油化工的宝贵资源，用氢气来加氢精制、加氢炼化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效率，但废氢回收需要投入改造，经济可行性有待进一步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