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一次展会上，无锡尚德创始人施正荣亲自讲解产品的图片感动了很多人。
鲜有人知道，当年尚德式微后，施正荣曾经历的痛苦煎熬。
干企业，往往九死一生。
作为企业家，往往不得轻松。
据说，华为中国研发人员的工作时间是欧洲研发人员的一倍。
宗庆后曾经公开表示过，他创业几十年，每天的工作时间就是16小时。
而李彦宏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工作了。
马化腾当然也是一个工作狂，经常工作到凌晨12点，还不下班。
360的周鸿祎，当然也是一个工作狂，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永远都是7*16小时的工作。永远都在拼命。
雷军也是如此，每天工作16个小时，也是7*16小时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也是没有周末，节假日的。
董明珠说她基本每天只睡5小时。
王健林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了。然后健身45分钟。每天的工作量估计是16小时。
不管从事任何行业，做企业都有其共性。
过去20多年，在中国乃至全球，无数的光伏企业家来来去去，起起伏伏，最终有的人胜出留下，有的人失败离去。他们都曾为这个行业奔忙、付出、焦虑，甚至痛苦不堪——当然，他们的快乐和成就感我们也很难体会到。
不久前，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张图片在新媒体中流传开来。
这位光伏老兵给图片做解：今天晚上乘绿皮火车，明天早晨到达目的地，不忘创业初心，继续艰苦奋斗。
对于所有光伏企业家而言，干光伏，做企业，就得一直往前走，基本没有退路。黑鹰团队向所有呕心沥血的光伏企业家致敬！
一、隆基股份李振国：典型工作狂，每年平均要坐200多趟航班飞往全球各地！
李振国每年坐200趟航班飞往全球各地。“但是我长的皮实，没有时差，到哪都能倒头就睡。”
他曾向媒体透露一个月的行程：“昨天到北京，明天去广州，4号去泰州，之后去日本，从日本再去美国旧金山，然后是拉斯维加斯，再去韩国首尔，紧接着去芬兰。”
李振国出差基本不会带秘书或助理，常常一个人“说走就走”。坐高铁、坐经济舱，自己打车，甚至拉个手提箱在大街上快步行走。谁能想到这是个身家以百亿计的光伏大佬？
李振国的厉害就在于：能够数十年坚持只做一件事，把这件事不断做大做好。
2013年5月，由陈可辛执导，黄晓明、邓超、佟大为主演的《中国合伙人》上映的时候，李振国和妻子李喜燕一起去电影院观看。影片结束音乐响起的时候，李振国说，“我怎么没感觉我们当年创业的时候像他们这样苦啊？”
“怎么没有啊？我都帮你记着呢。”李喜燕给他一 一列举。
往事就像放电影一样再次浮现在李振国的脑海中。
李振国感慨：1990年，我走出校门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华山半导体厂的车间里拉单晶，我这辈子差不多就干了这一件事。
二.晶龙集团靳保芳：改革得罪人，曾引来疯狂的炸弹报复！
1952年，靳保芳出生于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长路乡崔官庄村。他3岁时父亲去世，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吃尽苦头。
命运流转，1992年2月，靳保芳被县委常委会点将，调离搞得正红火的县农机公司经理之职，来到县电力局救急解困。
当时的宁晋县是有名的贫电大县。电力滞后，已成为制约宁晋经济发展的瓶颈。那些年，一个变电站管七个乡的供电，电力不够，所以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只能轮着看：先让这三个乡看一会儿，再让另外四个乡看一会儿。
上任之初，靳保芳也心急如焚。怎么办？他烧起了第一把火：投巨资购买电力指标，整顿，加强电力设施建设。靳保芳说，唯有大投入才有大发展，干大事业总要冒一些风险。首先要购买用电指标。他想门路，托人情，三天一省城，两天一市局，人跑瘦了，嘴磨破了，最后终于筹措到一千二百万元，购得九千六百千瓦电力指标，相当于该局前八年购买指标总和的三倍。
第二把火是机构改革，大力进行中层干部调整，最终：十九人被免职，二十七人得到调整，调整面高达百分之六十。这是宁晋电业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手术。在这里，“关系”、“人情”失去了用武之地。
第三把火，他烧向了“人情电”、“权力电”。整顿，先从局内开始。同时与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联系，设立了巡回法庭，聘请了两名长年法律顾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依法追回了一百三十多万元欠款，啃掉了这块令许多人头痛的硬骨头。
靳保芳的改革无可避免地触及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他没有想到，会有些人暗中对他报复，甚至可能危及一家人的性命。一天晚上，一个丧心病狂的家伙给他家里投放土炸弹，把厚厚的大铁门炸了一个大窟窿，所幸没有伤到人。第二天，县领导闻讯后赶去他家慰问，却没碰上靳保芳。原来他一大早照常到电力局上班去了。
不过这件事对靳保芳的触动也很深：“一是想不到会有人炸我的房子，二是不理解。因为我搞改革，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为了维护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利益。”但这件事更坚定了他搞改革的决心。
三.天合光能高纪凡：因投资抉择连续三天失眠！参与双反谈判经常挑灯夜战，极为辛苦！
高纪凡曾说：“做老大的不容易来自于两个方面：引领者走在前面，有风雨来的时候你总是第一个被刮到；第二个，领先者有很多的酸甜苦辣。比如技术领先了，后面的人盯着你。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行，你可能花了一个亿去开发一个新的产品，人家花几百万挖一个人就把你这个东西拿走了。”
这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天合光能副总裁杨晓忠说：“我没有见高总发过脾气，但是我注意到在行业处于困难的时候，他有时也会面色凝重，焦急不安。”
2007年，天合曾在连云港签了要投资一万吨多晶硅的项目，和地方政府签了合约，一个副省长还参加了奠基仪式，那是高达十亿美金的项目。
投资完以后，天合请了一家全球做多晶硅整体解决方案的美国公司，去他们总部去参观。他跟高纪凡讲说哪家哪家公司有多少吨，高纪凡当时一看那些数字就傻了。整个对方说的多晶硅项目加起来的数量，高纪凡一算是市场未来需求量的三倍以上，“我就说这个事情我不干了！”
为了这个事情，高纪凡三个晚上连续失眠。
“后来我跟领导去说我不干了，当然他对我表示理解。后来我给连云港政府也做了一个交待，给他引进了一家想做多晶硅的厂，给他引进去我就退出了。”
天合光能副总裁杨晓忠曾告诉媒体，欧美双反期间，高纪凡曾作为主要代表之一，参与了多轮谈判，谈判经常需要挑灯夜战，通宵达旦；而且谈判经常陷入胶着，“针锋相对，相当煎熬”。
四.汉能集团李河君：建水电站每天投入1000万，深感焦虑夜不能寐。“受的这些罪值了，流的这些泪，痛快！”
我们曾在2013年底和2014年两次到汉能总部专访李河君。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三句话：
其一，“我们往往高估一到两年的变化，低估五到十年的变化。”
其二，“改革开放30年，像汉能这样的民营企业能活过来的，基本上都是从火坑里爬出来的，永远在市场的风雨中前进。”
其三，“很多人对一些新兴事物起初是看不懂，甚至看不起，但最终结果可能就是跟不上。”
其后，在汉能处于争议旋涡之时，有广播电台的一个财经节目请笔者评价李河君，我说“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极为不易，新能源的发展也才刚刚开始，我们暂不评论，还是让时间来评判。”
1988年，20出头李河君在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还没毕业就直接下海。对于李河君来讲，最辛苦的一段时期应该是建设金安桥水电站的十年，可以说是“掉了一层皮”。
汉能从2002年筹建金安桥电站，直到2011年一期240万千瓦机组并网发电，耗时十年。
葛洲坝水电站的装机容量是271万千瓦，动用了5.5万人、历时16年建成；而金安桥电站的装机容量达到葛洲坝的1.1倍。对于一家民企而言，操盘如此巨大的工程所遇到的难度可想而知。
金安桥水电站的实际建设比李河君预计得更加困难，不仅要面对体制上的障碍，还要面对移民、技术等各种问题。由于金沙江水流湍急，几个20吨的石头绑在一起，往水里一扔就飘走了，当时施工现场达8公里，坝高就有180米。对于当时的一系列难题，李河君至今心有余悸。
但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巨额资金的压力，它像磨盘一样压得李河君喘不过气来。当金安桥项目举步维艰，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劝他尽快放弃，甚至认为李河君这次死定了时，李河君却顶住了各方压力，咬牙坚持了下来。为了应对高峰时每天1000万元的投入，汉能把前些年建设的效益好的优质电站一个一个地出售。
在最困难的时候，汉能将多年积攒下来的风险准备金全部投了进去，金安桥水电站项目却像无底洞一样总也填不满，最后甚至从汉能高管个人和家里借钱投资金安桥。这样的压力常常让李河君感到焦虑，常常夜不能寐。
面对金安桥项目长达10年的建设期，团队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当时有一个分管金安桥项目的副总裁就中途跑了，“他觉得跟着李河君干没前途”。金安桥水电站建成后，望着金沙江上那巍峨耸立的640米长、160米高的大坝，望着那奔腾而下的激流，李河君曾万分感慨：“受的这些罪值了，流的这些泪，痛快！”
五.爱康集团邹承慧：公司亏损，独自在宾馆开了一间客房，坐在床头哭了一个多小时。
2006年爱康成立当年，会计向邹承慧“报喜”说，公司盈利650万元人民币。但随后的对账出现问题，新请回的财务总监将结论改为“报丧”——公司亏损700万。
邹承慧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我总共才600万本金，这岂不是亏得资不抵债了！”那天晚上，他独自在宾馆开了一间客房，坐在床头哭了一个小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咂巴着泪水的滋味，他得出结论——在于自己没有亲自上阵。
2007 年开年，他专注执掌爱康，每天凌晨五六点上班，关注行业动态，紧抓生产流程，半年后，公司扭亏持平，又过了半年，实现盈利。“那一整年，我总共赚了 1500万元人民币。有人说，年轻人资历不够，难成大事。可英雄不问出身，更无关岁数，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决心，有没有方法把我们的事业做好。”
六.英利集团苗连生：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想到两万六千名员工的吃饭生存问题。
2012年，英利集团光伏组件出货量超过2.2吉瓦，同比增长40%，跃居全球第一。
行业的人都知道，英利的创始人“老苗”是个很拼的人。只要不出差，他每天早上6点都会在总部大门口迎接员工上班。行伍出生的他，要求英利人都有“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他曾要求英利的管理层都看电视剧《亮剑》。他2013年新年致辞原本定为《我们终于走过了2012》，但又觉得太悲观，最终改成《走过2012》。
2013年，笔者去英利采访过一次苗连生。记得当时的苗连生很疲累，刚坐定，他将头和腰身往椅子上仰了仰，同时双掌压住眼皮轻柔片刻后猛地松开：“不好意思啊，实在太累了。过几天又得出发了。”
采访前的三个月里，苗连生带着团队，驱车2万多公里，在山东、山西、河南、云南、广西等8个省市连轴转，对地面资源以及分布式资源来了一番实地考察。艰难穿越光伏行业的沼泽地，苗连生的压力丝毫未减，“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想到两万六千名员工的吃饭生存问题，如果说自己没压力，那不真成‘作秀’了？”
创业的艰难与坎坷曾出乎苗连生的意料。早年，苗连生主持的示范项目在克服了资金短缺等种种困难于2003年建成投产后，却因国人不认识而没有市场。苗连生不得不背着电池板走上推广应用之旅，在清冷的展会上拿不到订单，只好上门推销，不厌其烦口干舌燥讲解，深夜难眠的苦苦思索，让这位永不服输的铁打的硬汉日见黑瘦，从南中国海岸的深圳，到云贵高原的昆明，再到北国江城哈尔滨，八千里路云和月，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后来，英利上市也颇为波折。苗连生和助手曾在距离商务部不远的饭店一住就是一个星期，白天跑商务部一遍又一遍讲述发展中国新能源的故事；夜里聚集在客房里研究对策，时常是通宵达旦，终于在文件生效前拿到了批文。
紧接着的路演也充满艰辛。苗连生带着他的路演团队从香港出发，新加坡、英国、德国……又从美国西海岸到达东海岸、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每天会见十几家基金，演讲十多场，紧张到一下飞机只能是在汽车里吃盒饭。最终，100多场路演没有白费，成功融资3.19亿美元。
七.阳光电源总经理曹仁贤：饿了先弄一点儿干粮垫肚子；20年专心做透一件事。
阳光电源创始人曹仁贤曾笑言：早知道这么累，当初就选择继续当老师了。
阳光电源创业初期有过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产品，把公司维持住。维持的目的是有朝一日能将新能源产品做大，就像饿了先弄一点儿干粮垫垫肚子，但我的目标一直很坚定。”
这么多年，什么事情让曹仁贤印象最深刻？他说：这么多年走过来，我们这么多老朋友、老搭档的企业一个接一个死去，这是我难以接受的。从尚德、到赛维、超日，再到英利的危机。他们都非常努力，这些企业家的为人也非常好，企业也曾经非常健康，但走到今天都撑不住。对此我感到很痛心，到底这是怎么了？
因为看到了产业里太多的陨落与苦涩，阳光电源选择走专业化的艰苦道路，挡住外面各种诱惑，放弃其他挣钱的机会，通过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不盲目求大，不把别人杀死，做好自己的事，做好自己的产品、科研和管理。
2015年，在刚刚内部确认阳光电源登顶全球的那几天，在员工为之欢呼的声浪还未散去，曹仁贤在公司管理的方针中又赫然加了四个字：“艰苦奋斗”！
八.晶科能源李仙德：十年受的伤、烫的疤、长的茧，已磨出了无奈的成熟。
但和多年前相比,晶科能源的“掌门人”李仙德似乎鲜有变化,他依然是习惯性的保持低调,稳如石静如水,在晶科背后掌舵春秋。晶科成立已近11年，李仙德在最近的新年致辞中以这样的开头：“最近朴树的一首《送别》唱哭了所有人，谁不是一边不想活了，一边努力活着。
浙东李氏兄弟在中国光伏黄金周期中相继缔造出昱辉和晶科两家海外上市公司，这在光伏圈早年被传为佳话。由于李氏兄弟的低调作风，关于他们艰苦创业的内容在媒体上极为少见，但我们从李仙德的部分言语中仍能感受到企业家的压力与不易。
李仙德说：从来生存就是一件残酷的事，镜头前企业家的淡定轻松和风花雪月都是表演，背后无时不刻的担忧、焦虑和思考才是贴身的伴侣，但同样也是这些，一步步璀璨他们的人生。“十年里，磕磕碰碰受的伤、烫的疤、长的茧，已磨出了我们无奈的成熟。2018年，我要求晶科人扔掉成熟，归整为零，重新出发，出发时，我们仍是衬衣洁白如雪、愿景热泪盈眶的少年。”
事实上，整体一向顺风顺水的晶科能源也曾遭遇过一次巨大的公共危机事件。彼时晶科在浙江海宁组件工厂遭当地村民举报“排污导致31人患上癌症，6人患上白血病”。随后证实，虽然癌症和晶科并无关系，但其污染事实浮出水面——废物储存仓库的液体流入了工厂附近水路，这条震惊行业的新闻对晶科能源的品牌形象造成了巨大打击。
李仙德和陈康平带领团队克服“污染门”事件给晶科品牌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污染事件后，李仙德更为低调。也就是在那时，大哥李仙寿在微博上发出了这样一段话：“虽远在他乡异地，但始终牵挂着我的亲人，我衷心祝福我的兄弟，希望此次能磨炼他们的心智。”
九.特变电工董事长张新：为了3万元贷款几乎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
创业初期，为了贷到3万快钱救急，特变电工董事长张新每天早晨第一项工作就是跑银行。连续一个多月了，张新每天一早跑到银行门口，等着信贷员，向银行申请3万元的贷款。
几乎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经过二个多月的努力，3万元的贷款终于有了着落。这，仅仅是特变电工成长历程中遇到的千万难题之一。
张新在《特变电工：我的大学》一文中写到：感恩我的父母、妻子和儿子。在创业的路上，无论遇到再大的风雨，你们与我不弃不离，风雨同舟。这些年来，我很少有时候陪父母好好聊聊天，吃顿饭。妻子生病，我无法陪同床前，就连我最尊重的岳父大人去世，我也因为与新疆电线电缆厂的重组，而无法去送他老人家一程，与他见上最后一面……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仿佛一夜之间儿子已长成翩翩少年，今年是你高考的日子，我却不能回到你身边，因为我要在北京为再融资准备答辩。是你们默默无闻的牺牲、支持和奉献，化做为无尽的精神动力指引我奋勇向前！
十.通威集团刘汉元：曾天天和鱼呆在一起，通宵达旦钻研知识，做实验！
1986年，在金属网箱流水养鱼试验小试、中试过程中，20岁出头的刘汉元一边养鱼一边艰辛地探索：鱼吃什么才长得快呢？
每天迎着朝霞出门，直到晚霞红遍，刘汉元才依依不舍回家。接着，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利用仅有的一点知识继续仔细研究。最初的每一个进展，刘汉元即快速投入试验，全家上阵，用一台老式的绞肉机，严格按照"当初"的营养配比，做成了最早的通威颗粒饲料。
时间随水而逝，刘汉元天天和鱼呆在一起，正是这难得有的静默，年少的他逐渐明白了生活中的很多事理，变得老成、从容和处变不惊，这为成就他的企业家之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多年以后，谈到这一阶段的发展，刘汉元仍是一脸感慨。
"就通威而言，最考验我们的是创业第一年，试验方案拿出来以后，征求了很多专家的意见，相当一部分是表示担心，说你别把自己套进去了，甚至说，河沟里搞网箱养鱼，那不是妄想吃汤圆吗？当时心里确实非常复杂，这是第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试验过程中，鱼种投放下去不久，暴发了一场疾病，在当时是很难控制的。我翻完了所有的兽医学、药理学，包括人药、兽药、鱼药等等，凡是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都用来分析研究然后借用相应药物来进行控制，这个时候心中是完全没底，而且完全有可能坚持不住，全军覆没。"
十一.正泰南存辉：曾经四个人一个月挣35块钱，每天几乎都要忙到凌晨3点。
初中没毕业，南存辉就当上了小鞋匠。
回忆起当年的小鞋匠生活，南存辉说，三年修鞋虽没赚到什么钱，但它使我懂得了诚实做人的道理，有质量便有市场。同时它也让我明白了，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重视从一件件的平凡小事做起，而且任何小事要做好都是不易的。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逐步推进的过程里，南存辉的老家温州柳市，一夜间遍布家庭电器作坊，被誉为“中国电器之都”。
南存辉邀约了三位朋友，在柳市街上开起了电器柜台。从低压电器里最简单的信号按钮灯开始做，每天几乎都要忙到凌晨3点。
第一个月下来，四位年轻人总共赚了35块钱。这个结果让其他三位朋友很沮丧，相反，南存辉却很高兴，钱虽不多，但却让他看到了前景和希望。
十二.古瑞瓦特总裁丁永强：办公室外挂着拳击沙袋，角色的转变过程曾让他很痛苦！
古瑞瓦特创始人丁永强的办公室里安置了不少健身器材，玻璃墙外悬空的平台上方还挂着一个拳击沙袋。这都是丁永强自己从网络上订购回来的，用来不断提醒自己，还有更远的目标要实现，还有很多事等着自己去做，“如果没有好的身体怎么能拼下去呢？”
丁永强是个80后，他创办的古瑞瓦特发展迅速。去年古瑞瓦特的营收超过4亿元，今年至今已经超过12亿元。
丁永强实在是太忙：加班加点是常事，长时间在外地出差是常事；路边摊解决吃饭问题也是常事；全天五六场会议也是常事；一天见好几拨人更是常事。他说“企业打个盹就可能死掉，别说‘七年之痒’，特别对于那些创业公司而言，能撑得住半年甚至三个月，都可能是极大的考验。”
创业快十年，身体上的劳累早已成习惯；更大的“苦”来源于从技术男向管理者、掌舵者的角色转变。丁永强告诉笔者，在自身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原来近二十人的创始团队中，也有几个人离开了，“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老板已不是以前的老板了，强哥也不再是以前的强哥了”。
丁永强现在已放下多年前喜欢玩的激烈的网络游戏，只要有那么一点点闲暇时光，要么思考，要么看书。即使是在偶尔休息或爬山的时候，丁永强每天也需要从手机上发出两三百条指令，“我们拥有非常优秀的企业高管，他们能把90%以上的决策和工作都做非常优秀，但有的事情和决策还是需要我这里过一下，我最担心的是方向上出问题和偏差。说白了，每个人都有一个误区，如果不及时去管的话，这个误区可能会越来越大。”
十三.山东大海集团总经理刘德杰：半年减掉50斤体重，全国各地奔波考察分布式。
刘德杰是山东大海集团董事长刘福海之子， 他算得上是典型的“企二代”，当然，他也是“富二代”。但从他身上的穿着和行为上根本看不出任何“富二代”的奢靡痕迹。反而是朴实无华，没有任何焦躁之气。“这衣服我在网络上买了好几件，加起来就几百块钱。”他指着身上的T恤和笔者说。
刘德杰早年放弃了电业局的“铁饭碗”，回到父亲的公司“帮忙”。时过境迁，成立于1988年的大海集团年营收已超过600亿元。近几年，集团给予了新能源公司极大的、持续的支持。产能方面，大海新能源目前的硅片产能为2.5GW，即将做到3GW；组件产能即将做到1GW。
刘德杰的日常行程非常紧张，大海新能源本部的员工告诉笔者，“十天半月基本都见不到刘总一次。”不只一位大海新能源的高管提起，刘德杰是个意志力非常坚定的人，为了身体健康和良好的工作状态，他半年时间减掉了50多斤体重。他不时会带上几位企业的高管，参加全程或半程马拉松比赛，以打磨精神与意志力。
两年前采访刘德杰，原本定在山东广饶，而且就在当天晚上。但刘德杰实在太忙脱不开身，直到夕阳西下，他还在济南市和一家大型企业紧锣密鼓地敲定合作。于是采访团驱车两个半小时，乘着黄昏与夜色，赶往济南与刘德杰汇合。直到夜里9点30，刘德杰才有时间坐下来和大家聊一聊。
采访结束已是夜里11点过。
在招待采访组用餐过程中，大海新能源的团队还和刘德杰比“折腾”，一位高管给刘德杰发来现场图片和文字：“我们还在搞培训！”。刘德杰则回复：“我这刚忙完，今天我已经见了3波人了。”
那几年分布式开始风生水起，刘德杰在全国各地都跑了不少地方做考察，找合作；山东地界更是被他跑了个遍。“就是得跑啊！”刘德杰和高管们强调：一定要把注意力和精力都往分布式上靠，“我就和我们新能源公司的总经理说了，买个车，派两个司机，你跟我跑，全中国的跑。”
十四.赛维彭小峰:酸甜苦辣，我们永远无以体会。
我们可以称他为“赛维彭小峰”，也可以称之为“绿能宝彭小峰”。
今年4月，绿能宝突陷破产危机。七八月份过后，行业里几乎再无彭小峰的消息。据绿能宝曾经的高管说，彭现在在美国，还在想办法筹资，还希望重头崛起。
彭小峰的故事，可以说是中国光伏企业家中最曲折的一个。他数次起落于光伏，一次是光伏制造，一次是光伏融资，光伏令他身家百亿，又让他负债累累。他从江西井冈山附近的山区走来，他在32岁便成为“首富”，身价接近400亿，可谓鲜衣怒马，前景无限。
彭小峰的乐趣似乎只在于“做事”本身，他不抽烟、不喝酒，可以吃路边摊，在做绿能宝之前也常常毛衣套西装，不去夜店，沉默寡言。他曾说，最大乐趣是看家里的三个孩子，给他们当大马骑。
他的运气也不够好，赛维多晶硅投产赶上全球金融危机。他遭遇背叛，被一个香港员工瞬间将市值坑掉150亿。但彭在赛维，用全部身家无限担保，支撑赛维到行业好转。然而赛维的命运众所周知，曾经一呼万应的英雄，转眼成了奚落的对象，外界普遍认为他将从此消失，成为一段遥远的传说。
彭小峰的第二次创业仓皇结束之后，他曾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断在微博上发表有关失败、伤痛、梦想、坚持、自私、贪婪的文字，但微博下面回应的只有讨债和谩骂之语。
那是一段看不到前途的日子，就好像被上天判了无期徒刑。彭小峰苦闷异常，又无人倾诉，而更要命的是，他还因还不起连带债务，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如果不能从之前的债务中解套，如何面对未来？
于是，有了彭小峰的第三次创业。在SPI成立后，以前不怎么出来讲话的彭小峰奔波于每一场业内活动，为了绿能宝，他坚持发红包都用绿能宝的券。2016年，曾经沉寂的彭小峰又出现在行业视野中，并不为余力地位自己的企业和产品代言。
然而，2017年4月，绿能宝突陷破产危机。4月17日，其平台出现不能按期兑付的情况，无法兑付的金额为2.22亿元，涉及5746个投资者。企业界似乎也持相同判断，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帮彭小峰了。他早先宣传的“铁哥们”史玉柱也对外澄清，自己从来没有入股绿能宝，只是买了其母公司SPI的一些债券，而且从来没有为绿能宝站台或说过一句话。他强调：“SPI跟我们唯一的关系就是它欠我们一笔钱。”
从山区青年到凭借光伏一步登天，从最年轻的百亿富豪到如今的再度沉落，彭小峰肯定五味杂陈，他的苦，我们永远无以体会。
十五.“光伏教父”杨怀进：悲情的“轮回怪圈”！
杨怀进被称为中国的“光伏教父”；他数度创业，数次离开；他掌舵海润光伏后，又历经跌宕折腾，最终退居幕后。
2000年底回国融资成立无锡尚德公司。
2004年融资成立南京中电光伏公司。
2005年创立河北晶澳太阳能公司。
2009年底重组海润光伏。
但众所周知的原因，杨怀进最终也离开了海润。不再露脸，不再发声，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参与企业乃至产业任何具体事务！作为“光伏教父”、曾经海润光伏的董事长，杨怀进在2017年悄然蛰伏。
鲜有人知道他在忙什么，或者在做什么。岁末年初，笔者致电杨怀进，请其对光伏产业给予新年寄语，杨谦虚的回复：就不说什么了，也不合适，我只是希望光伏行业发展得好，也相信能发展得更好。
打拼光伏行业17年之久的“光伏教父”黯然退场，不免引人唏嘘。“这多像是一场烟火，砰的一声，上了天，落下来的全都是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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