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我依然会想起那栋13层的白色小楼。

　　它位于山东邹城市凫山路298号，普通的外观在这个县级市里并不引人注目。

　　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深加工企业——兖矿集团的总部办公楼。由于年代久远，老职工们也记不清它建成的具体年份。直到2011年，整个楼房经过了一次重新粉刷，稍微遮盖了一下时光留下的凋敝感。

　　在那些大晴天里，大楼靠外的窗户都会拉上蓝色的窗帘，与这个地方小城一样，看上去千篇一律，单调宁静。

　　但这种平和假象，在2008年横扫全国的煤炭大整合后加速瓦解。在煤炭产业里辉煌了近半个世纪的兖矿集团，在2013年前后已步入前所未有的变革阵痛。

　　彼时，兖矿集团10多万员工，还有他们的家属都眼巴巴地等待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可能给个人命途带来的微妙影响。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的煤炭从业人数直冲历史顶峰，达到了611.3万人。

　　如按三班倒计算，日复一日，每时每刻有近200万煤矿工人在黑暗潮湿危险的地下巷道里工作，续接生活，挖掘希望。

　　彼时，“煤老板”们已退出江湖数年，他们手握巨额资金从历史舞台上四散离去，很多人涌向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各自走进人生的下半场。

　　三四年的时间，心性的差异，对时代洪流的不同理解与应对，将煤老板过往相似的财富人生导往了不同的去处。

　　也就在那一年，中国煤炭产业“黄金十年（2002-2012）”的红火日子戛然而止，煤炭价格进入下行通道，很多煤企陷入经营困境。而到了2015年，整个煤炭行业几乎陷入全行业亏损。

　　2013年的5月，笔者在那栋13层的白色小楼里见到了兖矿集团时任董事长王信，还有集团总经理李位民。作为一二把手，他们压力极大。

　　情势暗潮汹涌，在兖矿内部改革会上，有人痛言兖矿“病得不轻”：错失的黄金机遇期、持续亏损的煤化工业务、低效率的管理体制、并不清晰的战略定位等，全部成为标靶。

　　为挽救业绩快速恶化的困局，王信和李位民祭出断腕举措：所有管理层薪酬拦腰斩断，普通员工取消奖金，清退数以千计的非在册用工。而且，每年面向职工子弟的招工，也终于告停。

　　李位民说，兖矿染上了“大企业病”，“是必须根治的时候。”

　　话音未落，到了当年7月15日，兖矿集团管理层突然换届。张新文、李希勇分别从济南高新区与山东能源集团调任兖矿董事长和总经理。由此，兖矿的辉煌在上世纪末达到历史顶点至2013年，已历经赵经彻、耿加怀、王信和张新文四任一把手。

　　在此两年前，由新矿、枣矿、淄矿、肥矿、临矿、龙矿等六大煤炭集团重组建立的山东能源集团挂牌成立，这家巨无霸的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叫卜昌森，他从山东省煤炭工业局局长的职位上“转岗”而来，担负起这个庞大商业躯体的艰难整合。

　　终究世事难料！不管是普通民众，煤矿工人，亦官亦商身份的国企领导人，还是曾经的煤老板们，都很难预料自身命途的清晰走向。

　　也就在2013年接受笔者采访后没多久，在兖矿干了30多年的李位民从邹城奔赴济南，调任山东能源集团总经理。而仅过了两年，也即2015年6月，卜昌森突然被跨省调入煤炭反腐的“风暴眼”山西，担任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时年10月22日，李位民升任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到了2020年1月，卜昌森调任华北科技学院(中国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党委书记。

　　到了2020盛夏，一个在煤炭产业流传许久的的“猜测”终于成了现实：山东能源集团和兖矿集团合并。

　　由此，新的山东能源集团成为仅次于国家能源集团的中国第二大“巨无霸”煤企。

　　十余年中，以兖矿和山能的整合落地为典型，从2008至今煤炭领域整合重组风暴在山西、山东、陕西等资源富集省份又一次刮起。

　　遥想八年前的冬天，一个叫黄治华的男人，在焦虑与无奈中，关掉了总部位于北京北三环华龙大厦一个叫做“阿丫团”的互联网团购网站。

　　此前一年多，几位来自山西临汾的煤老板凑了不少钱，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交由30多岁的黄治华牵头打理，他们将投资“风口”瞄定在那几年日渐火爆的团购网站上。

　　但煤老板们低估了互联网行业竞争的血腥残酷，做不到前三基本就完蛋。也曾冲入团购网站前十的“阿丫团”在数轮的“百团大战”中败下阵来。最终胜出的，是一个叫王兴的男人，他创办的网站叫“美团”。

　　“阿丫团”关闭后，黄治华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感叹：“有些生意，真不是你有钱想做，就能做得了的。说白了，我们没那个基因。”

　　更多流散到北上广的煤老板并无经验、勇气和动力冲进新的商业战场：大生意看不懂，没勇气尝试；小买卖看不起，觉得来钱太慢。

　　于是，只好一套接一套地买房。

　　“百团大战”多年后的一个下午，黄治华的一个煤老板朋友坐在北京西四环外一家高尔夫球场 VIP 包房里，猛吸几口烟，不住叹气。寒暄起过往，他望向窗外不时飞起的高尔夫球：“你看到了吗？当年我就跟那些被击出去的球一样，被一步步赶出了山西。”

　　《教父》里有一句经典，大意是“一个人只有一个命运”。

　　过往数十年，在“多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下，作为主力能源，煤炭产业囊括了制度、行业、资产等多种要素，将各方数不清的人聚拢起来，赋予人们利益，又因利益的交织矛盾将他们卷进一张理不清的网。置身其中者，很难控制自己会受到哪股力量的拉扯。

　　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近四十年，这个巨大的行当聚散分合，起起伏伏。

　　现在，“碳中和”的大潮中，煤炭何去何从？

　　1

　　一切，缘起于改革开放初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中央鼓励各地做大煤炭产业，一时间，全国各地“大中小矿一起上”，其中以山西省煤矿发展最为迅猛，几乎村村有矿，最多时数量上万家。

　　那时的大城市大国企牵一发而动全身，船小好调头的乡镇企业就成为了走在浪头的先行者。乡镇煤矿也在此时应运而生。以山西为例，当时分布在全省91个县(区、市)的小煤矿绝大部分是县及县以下煤矿。

　　这些煤矿由于后来乡镇普遍无力投入，不得不被承包给个人，甚至层层转包给个体，最早的“煤老板”由此而生——但这种方式是为法律所严令禁止的。

　　但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一些作为采矿权人的乡政府、村委会，对所办煤矿不投资、不经营、不管理，层层转包后，有时煤矿出了安全问题，连追究责任都不知道板子该打向谁。

　　不过，在80年代，承包煤炭多数还是迫于谋生的无奈。比如，当时煤价一吨三十多元，每吨能赚三五块钱。承包第一年，矿里出了一万吨煤，但到年底时能收回的钱不过四五万元，就连去小卖部买洗漱用品都要赊账。

　　工人们领不到工资，便派几个人跟着所谓的“老板”四处要账，名义是陪同，实质是监控。有当时的“煤老板”曾连续三四年，一年四季都在周边县市要账，常在大年三十晚上才得回家歇歇。

　　转机源自1993年，当时国家开放除电煤外的其他煤种指导价，煤炭产业由此迎来第一波发展浪潮。在从1993到1997四年间，全国小煤矿野蛮生长。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横扫各种产业，国内外能源需求急速下降，煤炭价格也大幅回落，煤炭行业第一轮红利戛然而止。

　　但也就在那短短几年的煤炭财富增长期，煤炭富集省份却出现了多起因煤而起的恐怖案件。最为震惊的一起发生在1998年，当时一连串特大杀人骗保案被侦破。歹徒苦心设局，将外地务工者骗到矿井下杀害，再伪造成矿难讹诈巨额抚恤金。经侦查，仅2年里，受害者高达176人。

　　1998年也是煤炭管理体制重大变革之年。国家煤炭部于该年撤销，原由煤炭部直管的重点煤炭企业也陆续下放地方。

　　此后，下放各地的煤炭企业，随各地政府思路、方针而舞，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此已是后话。

　　其后三四年，煤炭产业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人断言：2001年之前几年，所有煤矿都是负债的。

　　在山西，煤炭再次沦为乏人问津的辛苦生意，坚守者往往都是无路可寻的落魄人家。

　　也在这段时期，有门路的“煤老板”都早早地将矿甩了出去，剩下些老实巴交的困坐愁城。然而谁也未料到，命运很快带领着留守者懵懵懂懂的完成了抄底的过程，迎来了一轮波澜壮阔的造富神话。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内工业化进入了快车道，能源需求突然暴涨。紧接着，2002年，国家开放了电煤指导价格，煤炭迎来了彻底的市场化，随之而来的就是煤价的加速上涨，甚至市一天一个价格，谁也不知道第二天煤价到底是什么样，但可以肯定一定是往上涨的。

　　也就从2002年开始，中国煤炭开始进入所谓“黄金十年”的发展快车道。

　　2

　　几乎在极短的时间内，那些在煤炭行业困坐愁城的人迎来了财富暴涨，也就从2002年开始，“煤老板”这个称呼开始频繁出现。

　　在矿上，面目凶狠的催债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大捆现金求着买煤的人。他们满脸堆笑，到矿上拉煤的卡车排起长龙。

　　2000年，山西某村的煤炭承包者求爷爷告奶奶的转包出去一座矿，价格是20万20年。4年后，有人想以9000万收购，矿主已死活不同意了。到2004年，每吨煤的净利润约为150元，这就意味着一座年产量60万吨的中型煤窑，一年就能创造9000万的纯利润。

　　也就是在那几年，原本土气的一些资源城市突然变得灯火通明、五光十色。煤炭的勃兴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也激发起暴富者们消费享乐的欲望。愈发“风光”的煤老板们把奢侈进行到了极致。他们在大都市整栋买房，悍马车一买20辆；各路明星艺人纷纷嫁给煤老板，婚礼动辄百万千万；一桌酒局，单单酒水就高达八九万。

　　伴随财富的暴虐，煤炭产业必须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加速凸显出来。由于非法承包没有任何保障，矿主们（很多是煤老板）普遍舍不得花钱投入安全设备和采煤机械。当煤炭行情一片大好时，多挖煤、挑好的挖便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这种普遍选择带来两个结果，一是资源浪费严重。在煤炭行业内，彼时占全国煤矿总数大头以上的集体煤矿（多数被转包），回采率只有10％－15％，也就是说每采出10－15吨原煤，就将85－90吨丢在了井下。而在国有大矿里，回采率通常达到75％以上，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煤矿的水平。

　　另一个更让人触目惊心的结果则是全国各地频频发生的矿难。一时间，“血煤”成为这轮经济崛起周期的一个重要关键词。

　　罪魁祸首，被社会各界众口一词指向煤矿的产权不清。这也将山西的产权改革逼上历史舞台。

　　2001年，一个叫张宝顺的官员从新华社副社长调任山西省副省长，三年后，张宝顺从副职转正，开始登上山西政治核心舞台。而此后，煤矿带来的种种问题，就一直在困扰着他。

　　2004年1月12日，张宝顺担任山西省代省长的第一天，在省政府与机关干部见面后，就匆匆赶到正在举行的全省煤炭工作会议现场。

　　很快，两场特殊的特大矿难便让这个新省长愈发感觉矿权改革的必要性：当年2月5日，临汾两非法煤矿井下贯通，矿主竟然用炸药互炸，导致29人惨死；4月27日，全省煤改会在临汾召开，3天后，该市隰县梁家河煤矿瓦斯大爆炸致36人死，因层层分包，竟一时找不到真正的主人。

　　就在隰县事故现场，张宝顺当即拍板，定下临汾作为煤矿产权改革的试点。很快，省长助理亲自带队赴临汾制定方案，并迅速进行总动员。

　　由此，一个以解决安全问题、提高资源开采效率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为起点的想法，在能源紧张与矿难频发的新背景下，山西启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存量资产的市场化进程，并与国家资源改革和产业集中的思路契合得丝丝入扣。

　　事实上，在此之前，已有多地希望在矿权改革上成为“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吕梁柳林县，当地政府采用托管和股权出让的方式完成了几乎全部煤矿的民营化改革，却遇到有关部门专门发文禁止；在黑龙江，政府有此想法却没敢贸然推行；在湖南，类似的改革遭遇强大阻力停在半途。

　　也就在那几年，一位叫李留澜的学者型官员做了不少调研，他是山西这场改革最初的设计者和建言者，时任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他和当时山西国土厅工作人员一起算过一笔账：全省已探明煤炭储量2700亿吨，无偿划拨的已有960亿吨，其中国有大矿及其后备矿区约占260亿吨，剩下近700亿吨都是地方集体矿，如果按各煤种平均每吨收取3元钱有偿使用价款算，光集体矿就有2000亿左右的进账，是山西每年财政收入的好几倍。

　　但由时任省长张宝顺拍板，追认现承包者产权的协议转让方案却进行得异常艰难，在临汾，要煤矿承包者多交出上千万，是一次对各方利益的大调整。

　　而从山西全局看，此次改革涉及数千亿元的利益，这让各种力量倾巢而出，其触及面之广、博弈之激烈超出想象。

　　改革艰难推进当中，打破僵局的是一份省政府文件和一份省长令。

　　2005年6月27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煤炭企业资源整合有偿使用的意见(试行)》出台，十天后，张宝顺卸任省长，转任山西省委书记。

　　2006年2月28日，新省长发布省长令——《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将试行意见进一步具体化。这两份文件表现出推进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的强大决心，并且对改革的方方面面作出了详细规定。

　　在中国，在矿产资源所有权依然属于国家的前提下，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将过去属于国家与集体的采矿权转移给矿业公司或者煤矿老板。

　　2007年5月25日18时，这是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受理上报申请换发采矿许可证的最后时间，也被认为是山西许多乡镇矿山的大限之日。有煤老板感慨：

　　“看看，那时候这采矿权就不是镇上而是我了”。

　　换到写着自己名字的采矿权证，那意味着他不用再为自己是一个没有开采权的承包者——山西煤矿主们终于可以集体摆脱“非法承包”的罪名，头一回受到法律保护。

　　采矿权产权改革登场后，山西临汾一市总共可收取24亿资源价款，中阳一个县共能收取9亿，而在山西全省的方案中，随着价格标准的提高，价款总额相应提高。省政府一位官员感慨说：

　　“我们替国家收回了多少该收的钱呀。”

　　山西的这项改革既契合了国家资源价格改革的思路，又为资源产业此后将大规模开展的集中兼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2006年4月，国务院批准山西为全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

　　就在这场涉及到煤炭资源管理、生产、安全等诸多的深刻变革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人们发现，山西省曾经的4400座乡镇煤矿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竟陡然间削减了近40%，保留下来的煤矿只有2700座。

　　产权改革后，煤炭价格持续上行，财富神话持续蔓延，而在不远处，一场新的大整合在偶然与必然中等着产业历史车轮的到来。

　　3

　　2008年，成为中国煤炭产业发展历程的另一个关键“节点”。

　　此前两年，已有少数暴富的煤老板急流勇退，全家搬到了北京等大都市。对此，他们有自己的解释是：这钱挣得让我害怕。

　　但更多的人留在了煤炭富集的省市，并在2008年迎来他们最高光的时刻。

　　2008年，煤炭每吨价格突破四位数，纯利比4年前又翻了几翻。煤价甚至是按小时算的，前一小时和后一小时都不一样。到了当年7月，煤炭的价格达到了顶峰，不少煤炭企业的利润都已经超过了100%。

　　最疯狂的时候，拉煤车里都装着一箱箱的现金，就这样还不一定能买得到。

　　彼时，欲从煤老板身上“围猎”财富的各路人等也集中出现，包括奢豪旅游组织者、以煤老板为目标客户的拍卖行，想买房给他们的地产商。

　　这其中，最出名也最成功的，是一个叫潘石屹的企业家。

　　早在几年前，潘石屹就经常深入各大矿区，与煤矿主们应酬来往，称兄道弟。当人们还在奇怪这个出入哈佛的“精英”为什么和煤老板勾肩搭背时，精明的西北商人早已成为了这波煤炭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2008年，潘石屹凭借三里屯SOHO69亿的销售额，荣膺地产行业最会赚钱的人。然而翻开他的客户名录，你会发现：

　　50%都是山西富豪。

　　黑暗与风险潜伏与水面之下，狂暴的欢愉必将有狂暴的结局。

　　2008年9月8日7时58分，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新塔矿区980平硐尾矿库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277人死亡，消息震动全国。

　　虽然出事儿的是铁矿，但却直接导致了史上最严厉的煤矿兼并整合风潮。随着“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和煤炭资源整合”工作的启动，山西政府计划将煤炭企业数量从2200个减少到100个左右；年产量不到300万吨的煤矿，将被山西省境内的大型煤炭集团兼并重组。

　　未曾预料的风暴，让绝大多数民间资本被扫出了行业。要么成为大型国企的股东，或是将煤矿售出套现，无论如何选择，民营煤矿主们都不可逃避地失去了对煤矿的控制权。

　　“煤老板”这个曾经作为暴发户代名词的群体，也在2008年后成为了“过去时”。他们手中积累的财富已经可以保证自己后半生甚至数代人衣食无忧，但涌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不少煤老板们陷入了焦虑与迷茫。

　　除了一套又一套买房，再次享受了一波房价上涨的红利。生活中，有的人选择释放自己多年的压抑，用欲望来转移自己的心态。

　　2013年，《GQ》曾采访一位名叫李长伟的煤老板，当时他刚从南非狩猎回来，打了四头大象、六只长颈鹿，五只斑马，花了四百多万。那年他先后去了三次非洲。“别人都打羚羊之类的，我不打，要打就打大的。前半辈子太压抑了，既然来过瘾那就过足。”

　　“你能懂那种感觉吗？”

　　4

　　事实上，此前十余年，煤炭产业的大小整合已有数轮，并形成清晰的脉络。

　　相对于神华集团的资源扩张、中煤的全产业链，山西根据煤种不同进行兼并重组，2001年由西山矿务局、汾西矿务局、霍州矿务局合并组成山西焦煤，随后不断收购地方小煤矿。此后山西又依托大同煤矿集团，整合动力煤资源，重组十多家煤炭企业。同时，山西还组建了无烟煤集团。

　　陕西、宁夏则集全省之力，成立以省为单位的煤炭集团，陕煤、宁煤随之诞生。陕西煤业集团2004年2月成立，合并陕西10家单位，成立之初原煤产量就达3000万吨，占陕西省40%。

　　从产业区域布局来看，2002年底至2003年初，前期关停大量小煤矿之后，政策开始鼓励发展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建设大型煤炭基地。东北、京津、华东、华中被列入东部调入区带，晋陕蒙（西）则划入中部煤炭调出区带，西南、西北属于西部煤炭后备区。

　　面向三西（山西、陕西、蒙西）的煤炭开发至此拉开序幕。事实上，由于山西资源开发倾向本地企业，资源的争夺更多集中在陕西和蒙西。回顾那段历史，一位煤炭专家感言，“谁抓住了陕蒙，就决定了它在未来三十年的发展。”

　　产业数次跌宕，神华集团成为最大赢家。依托自身所有的神东矿区，神华集团持续对外收购，并创新模式，采用租赁手法获取探矿权，抢占煤炭资源。从1995年创立到2003年，神华煤炭产量增长了40倍，并于该年突破1亿吨，成为国内首个亿吨级煤炭企业。

　　2008年的整合风暴，则极大地加速了产业集中度的提升，并直接促使全国出现了不少堪称“巨无霸”的煤炭企业。

　　及至2010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快各省关闭小煤矿的步伐。

　　此前五年，全国各产煤大省在关闭小煤矿工作上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绩。比如，内蒙古共整合关闭小煤矿877个，淘汰落后产能5000万吨，全区120万吨以上煤矿产能占总产能70%；山西的煤矿矿井数量由4278个减少到1053个，办矿主体由2200多个减少到130个，70%的矿井生产规模达到90万吨以上；陕西关闭小煤矿343处，淘汰落后产能2500万吨。

　　2011年初，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发出明电称，煤矿兼并重组整合目前已进入扫尾阶段、攻坚克难阶段，相关各方要进一步发挥责任主体作用，圆满完成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任务。

　　到了2012年，在经济大环境及供需关系等多方因素影响下，从世纪初便狂飙突进的中国煤炭业黯然告别“黄金十年”。很多煤企在此之后陷入经营困境。

　　这十年期间，不仅造就了中国煤炭业的整体繁荣，也涌现出多家体量庞大、产业链绵长的“全球五百强”煤企。

　　而“黄金十年”的另一重大标志，是以陕蒙、新疆等资源省份掀起前所未有的圈地、投资狂潮。但凡能在世纪初十余年间高速发展的中国煤企，均在这些地区盘踞大量资源。

　　产业历史已经一次次证明，整合与改革，从来不是易事。

　　2013年夏天，笔者采访时任兖矿集团总经理李位民时，这位老煤炭人坦言，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对公司的职工冲击甚微，这也钝化了员工的危机意识，甚至产生一种“不过如此”的认识。

　　好日子过久了，企业的一些干部缺乏高效作风，管理中不敢和不愿碰硬；工资分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比较普遍；一些单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市场开拓滞后等等。

　　一言以蔽之，兖矿集团也染上了“大企业病症”，是该理顺血脉的时候了。

　　彼时，山东另一家大型煤炭企业的整合更为复杂和艰难。2013年，在与笔者交流时，华彩咨询集团总裁白万纲分析，以山东能源集团为例，作为借行政之手“捏合”而成的大型国企，如果只是戴着一顶“山能”的帽子，六家企业仍是各自为政，那么这样的整合便没有意义，甚至会逐渐阻碍每个企业的积极性，类似的事例在全国已有不少。

　　为何如此之难？对于全国很多大型煤炭企业而言，还源于产业自身特点和历史遗留。很多年里，每个煤炭企业都可以算是一个自成一统的小社会，有自己的医院、学校，甚至安警，退休离休职工多，社会负担重。

　　此外，煤炭整合基本由行政力量主导，整合过程中，“资产不论好坏，企业都得接着”。再者，一些集团公司对权属企业的人事并无任免权，这也可能影响整合的进度和效果。

　　对于一些地方性的大型煤炭企业而言，视野、资源、人事、体制和盘根错节的地方关系，成为其曾经聚力向上的宝贵力量，但在产业跌宕与下行周期，也成为其裹足不前乃至经年下滑的病灶病因。

　　与煤炭产业大整合伴随的，还包括产业生态与利益关联变化，出现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比如，如果梳理落马的煤炭省市的官员，不少人都“倒”在了煤上，其背后实则是十余年来煤炭开采的狂飙猛进，煤炭作为政府手中掌控的自然资源，为官商的结合提供了丰润的土壤。

　　曾经，以煤炭为核心资源的资源型经济，以权力和资本联姻为标志，两者的结合打造了一个官商高度一体化的群体，他们互帮互助，形成了一个高调的财富帝国，和一个盘根错节的地方权力王朝。

　　直至全国反腐风暴刮起，一个个“煤老虎”潜伏后续身陷囹吾。

　　若以此为归例，我们可以列出一场串的“落马”名单：山西焦煤集团原董事长白培中、冀中能源原董事长王社平、龙煤集团原高管于铁义、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郑煤集团原董事长孟中泽、陕西榆林能源集团原董事长王荣泽，新疆煤田灭火局原局长齐德香、原副局长任新敏和蔡忠勇，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原副总经理崔忠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原副局长丁宝军、神华宁煤安全监察局原主任师刘宝龙、北能集团原董事长陆海军、山西焦煤集团原副总经理刘生瑞、福建能源集团原纪委书记江国河神华集团原一把手张喜武、神华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张文江、神华集团原副总经理郝贵......

　　及至2020年9月，川煤集团原董事长肖天任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监察调查。此外，内蒙古自治区监委对锡林郭勒盟政协原副主席张志军严重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张被指造成国家煤炭资源巨额损失。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5

　　事实上，2008年大整合后，从宏观视角而言，中国煤炭产业整体开采水平、发展水平、“绿色”水平等等，均得以持续提升。只是一些“怪现象”依然多多少少潜伏于企业的肌体，影响的企业的健康发展。

　　比如，2012年的时候，笔者约北京一家国有中型煤企的领导采访。时间过去半个多月后对方才最终确定：由总工程师出面接受采访。

　　让我惊讶的是，采访当天，一个多小时里，陪同受访者的人竟然有8位。

　　笔者在想：职能部门养那么多“闲人”，企业成本能不飙高吗？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也是在那一年，魏桥集团董事长张士平先生（已故）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过一段话：我非常看不惯有了职位、财富或权势就带上一大班随从讲风头和排场的人，一个企业的作风都是上行下效。如果一个企业领导出行要有十几个跟班，这种作风，何谈企业的效率和成本控制？不用想都明白。

　　到2013年，一些大型煤炭企业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经营压力。时年7月，笔者在采访中有一顿饭让人记忆犹新。接风晚宴菜品极其丰富，企业领导人向大家举起手中的茅台酒：我们现在非常困难，感谢大家支持、关注和包容。

　　一杯酒下肚，五味杂陈。

　　同时，企业效率的提升仍极为艰巨。以2012年的晋煤集团为例，基本上是三个大矿的2万人，养活了全集团15万人。而且一个大矿自己本身也存在问题，比如一个宣传部门就有60多名员工。

　　事实上，在整个煤炭产业进入下行周期，全国多数大型煤企陷入经营困境的那几年，一些企业领导乃至地方管理部门都看到了部分企业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

　　2013年7月，张新文从济南高新区调任兖矿董事长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张批评兖矿“职责不清晰，人浮于事，内生动力不足。”

　　当时兖矿仅正处级岗位设置层级就达七级，兖矿总部人数1200人，超过神华总部人数一倍。但神华经济总量是兖矿7倍，用人总量仅是兖矿的3倍。

　　兖矿的新领导层下定决心，首要改革方向指向“大企业病”。但兖矿作为身处邹城的大型地方国有企业，彼此关系盘根错节动辄伤筋动骨。

　　张新文严令，持续亏损煤化工各实体，除部分企业关停转让外，其余须在2015年之前扭亏，同时要求要利用好职工度危求进的心理，“不甩包袱、不将职工推向社会、不轻易降工资、不影响稳定”。

　　当时也有媒体质问：黄金十年，富得流油的煤炭企业挣了那么多钱，为什么没有争取拿出一些资金解决人员包袱和社会负担问题？

　　然而，没有如果——过好日子时，谁会想到未来的生死境遇？

　　那几年，大型煤炭企业里还非常流行“战略规划”，兖矿集团原战略研究院院长牛克洪曾向笔者如此评价：很多煤炭企业的“战略”都谈不上战略，花高价请个高大上的项目组或“四大”事务所做一做，只要像模像样，领导满意就行。

　　如上例子，比比皆是。

　　所幸，历时经年，很多大型煤企的生产效率、现代化公司制度与管理水平在近年已有长足的进步和提升。

　　6

　　“大而不强”则是2008年煤炭产业大整合至今，多数煤企常被诟病的软肋。笔者曾统计发现，2012年的时候，全国已经有6家煤炭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到了2019年，则有11家国内煤炭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但除却总营收，其他经营数据往往并不乐观。

　　比如，2017年，山西省属七大煤炭集团资产总额达到了16048亿元，但当年他们的总净利润之和却不到5亿。2016年-2018年度，七大煤炭集团总负债分别为1.26万亿元、1.34万亿元、1.38万亿元，呈逐年增长趋势。

　　对于类似的经营困境，无论是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还是企业本身都始终难以满意。

　　这也就不难理解，自2008年而后十来年，煤炭与电力领域的整合重组风暴再次掀起。

　　从过往历史看，煤炭与煤电的整合，常常互为呼应。以山西七大煤企、以及山东两大煤炭集团的整合重组为代表，新一轮的煤炭和电力整合风暴早有端倪。

　　事实上，“十三五”以来，随着供给侧改革，煤炭行业兼并重组的步伐在加快。笔者梳理，近年地方煤炭行业的兼并重组包括：2017年，窑街煤电、靖远煤业整合成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2018年，贵州四大国有煤矿企业组建为盘江煤电集团。等等。

　　2020年4月，山西焦煤集团吸收合并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拉开了山西煤炭企业之间的整合重组大幕。在山西，新一轮煤炭整合的重头戏，就是潞安集团、阳煤集团、晋煤集团之间的整合重组。

　　颇为引人关注的是，到了5月22日，一份名为国资委《关于印发中央企业煤电资源区域整合第一批试点首批划转企业名单的通知》的文件引子煤炭电力领域的极大关注。

　　依照此文件，中国华能、中国大唐、中国华电、国家电投、国家能源集团根据《中央企业煤电资源区域整合试点方案》，将在甘肃、陕西、新疆、青海、宁夏5个试点区域开展第一批试点。

　　而中央企业煤电资源区域整合后，五大发电集团将在甘肃、陕西、新疆、青海、宁夏5省区形成“一家央企一个省区”的格局。

　　其中华能、大唐、华电、国家电投、国家能源将分别“分得”甘肃、陕西、新疆、青海、宁夏。此外，东北地区及西南地区部分省份也将视第一批试点情况开展相关试点。

　　到了2020年7月13日，也就是在山东召开有关省属企业改革工作推进暨干部大会，宣布山东能源与兖矿集团联合重组方案的当天，山西潞安化工集团也召开了干部大会，宣布了集团领导人选：

　　原晋煤集团总经理王志清任潞安化工集团董事长，原潞安集团总经理刘俊义任总经理，原潞安集团副总经理马军祥任副总经理，原阳煤集团副总经理吕维赟任副总经理。

　　各方推断：潞安化工集团的成立并注入三家化工板块相应资产只是第一步。

　　对于新整合而成的“新山东能源集团”的董事长李希勇来说，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合并之后部门之间的整合，以及人事的安排。

　　兖矿集团、山东能源集团均属正厅级单位，仅集团层面的职位，就有多个副职。比如山东能源集团就有“一正七副”。接下来还有下属部门的合并，每个部门都设有“一正一副”或“一正两副”。

　　人事调整之后，则是更大难度的集团内部整合。

　　7

　　写到这里，关于煤炭过往数十年的沉浮可告一段落。但我们会明显感觉少了些什么——那就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劳动者，特别是数百万计的煤炭工人。

　　他们似乎一直游离于公共语境之外。没有故事、没有性格、甚至没有具体面目，无论行业或兴或衰、资本是走是留，他们一直都在，却从不能引人注意。

　　但不管任何时期，煤炭的发展都离不开一线矿工的艰辛付出。

　　我想起2010年的那个夏天，凌晨5点半，我跟在矿工刘辉后面，等着他轻轻拉开房门。

　　山东微山湖上刮来的春风里还带着些许寒意，他紧了紧衣领，然后快步赶往王楼煤矿工区。

　　6点30分，矿工组交接班。工作服、长筒靴、安全帽、头戴矿灯、腰带上插上矿灯电池、自救器……他们熟练地全副武装。在井口处，每名矿工签名登记进入时间并体检后，方可进入井下。

　　6点50分，在煤矿副井口乘罐笼到达地面以下680米的大巷。徒步20分钟，再坐15分钟猴车顺着皮带斜巷一直向下到达采煤工作面。刘辉要和工友们在这里汗流浃背地工作8个多小时。

　　在那种环境里工作8小时，出井后，矿工们一个个就变成“煤黑子”。

　　从矿工的收入来看，2003年的时候，国有重点煤矿在职职工月均收入仅901元，在当时49个行业中排在倒数。

　　2005年，山西煤炭大亨张某以29.9亿资产名列国内富豪榜第39位。此前的一年，他平均每天入账600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年，张某矿上员工平均日薪37元，比当年全国人均日薪低14元。

　　刘辉“入行”的时间算是幸运的，他大学毕业后就来这里工作，三年之后的2010年，他的收入已在7000元上下。他告诉我，其所在的山东能源临矿集团在册的21286名职工中，当时月入万元的一线工人不在少数。

　　但五年后的今天，煤矿从业人员的待遇已大幅下滑。2014年的12月初，有煤矿工人晒出自己的工资单，累死累活地干一个月，收入竟只有2000多元。

　　产业跌宕裹挟下，几乎每个人的命运都会受到影响。2015年5月，笔者接到刘辉的短信，说已主动放弃煤矿的工作，托朋友关系进了当地移动公司。

　　2013年，中国的煤炭从业人数达到了611.3万人。

　　2018年，中国的煤炭从业人数只剩347.3万人，比五年前减少264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