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前不久访问中国期间，对中国的锂电、新能源汽车以及光伏三大出口产品提出产能过剩的公开质疑后，美国财长耶伦日前又赶往在意大利斯特雷萨举行的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场，再次声称，G7以外的许多先进工业民主国家，都对中国在电动汽车、光伏产品和其他战略产业方面的“过度投资”感到担忧。同时，耶伦声称，美国和欧洲必须针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形成明确的统一战线，“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应该对中国主导的产业政策竖起一道“反对之墙”。

　　从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到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再到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地区间要素禀赋理论，以及后来以保罗·克鲁格曼、雷蒙德·弗农等为代表提出的产业内贸易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新国际贸易理论，以及梅里兹和赫尔普曼等为代表提出的企业层面贸易的新新贸易理论，数百年来，国际贸易理论从原始建构到不断突破，都没有脱离国际分工和资源禀赋是国际贸易基础条件这一核心圭臬，并在实践中深刻与持续影响着各国政府的政策主张，更多的国家与更多的企业得以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与跨境贸易中来。

　　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合作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产业链耦合共振以及资源协作利益共享的商业趋势，中国新能源产业参与到全球市场竞争的行列，除了依托更早的产业布局优势外，更通过国内完整的产业资源构造出了产业集群优势，同时还有人力资本传统优势的加持，以及研发投入持续增升的后发优势养成，综合化集成优势使中国新能源产业站到了全球竞争矩阵的头部位置，也成为了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465.3万辆，中国占比为64.8%；全球锂电池总出货量1202.6GWh，中国占比为73.8%；全球新风力涡轮机装机容量117吉瓦，中国占比为64.9%，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在全球新能源产业构成中起到“领头羊”与决定性作用，并且所有这些产能不仅对中国来说是先进产能，在所及的海外国家眼中也算得上是优质产能。

　　退一万步说，即便像西方国家所言，中国新能源行业存在产能过剩，也不见得全是坏事。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稀缺带来垄断，过剩形成竞争”，一定区域、一定时期、一定领域的产能适度富余，可以倒逼微观主体改进管理和增强技术创新以及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并在更大范围调动优胜劣汰的市场力量。相反，那些长期处于供不应求或短缺状态的行业，微观主体往往缺乏更新技术与投资的足够动力。具体到中国，基于自身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近些年来，不断降低低端制造业和资源消耗业的比重，同时全力实现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的迁移，这种强力转型必然对全球范围的产业变迁发挥“鲶鱼效应”，即助力全球新型产业孕育与成长的同时，也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优化升级。

　　观察发现，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到欧美地区的销量只是全部销量的13%，同时占全欧市场的比例只有8%，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在发展中国家持续呈强势扩圈的状态，过去5年出口销售劲翻100%，在目前发展中国家总计8000万辆汽车销量中，中国占比超过七成，总量上完胜发达经济经济体。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优质产能，不仅直接满足了当地消费需求，抑制或缓解了通货膨胀，从而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生活质量，更有力弥补了许多国家产能不足的缺陷，完善与织密了相关国家的产业链，带动了所及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以更充分的竞争实力与更强大的声量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的合作行列。

　　更加重要的价值还在于，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重要载体，新能源汽车、锂电与光伏等清洁产品成为了中国为人类减排与控碳做出贡献的强大劲旅。仅去年，中国就贡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新增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为全球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5.73亿吨，两项合计约占全球同期可再生能源折算碳减排量的40%。看得出，在助力本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同时，中国的“新三样”还具备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优良特征，其出口不断放大的过程，就是为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发展与转型输出强劲动能与巨大红利的过程。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目前全球已有130多个国家制定“双碳”目标，这些目标的规划和实施呈现出分批次或分阶段的特征，随着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双碳”政策的落地，绿色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经济效应也将以阶段性的形式逐步释放，世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需求也将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3年的3倍多，同期全球对电动汽车电池组的市场需求将是2023年的7倍，市场销售额可达到31764亿元，全球光伏发电装机至2030年累计容量将是目前的4倍之多，总装机量可达5400GW。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资源要素与财政资金的约束，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能自身解决产品需求问题，而中国新能源持续且充分的出口供给，无疑有效解决了相关国家“双碳”建设的能力问题，其出口过程就是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全人类在绿色发展的长路上握手并进与互利共赢的过程。

　　那么，为何同样遵循国际贸易思想圭臬并可加速全球“双碳”目标进程的中国新能源出口产品却落入产能过剩的质疑漩涡，直接缘由就是欧美国家政府对以上客观事实的选择性失聪以及对中国贸易出口的“双标”判定。针对中国给予新能源产业的财政补贴，美欧认为导致了以低价为手段的非公平竞争，而自己的政府补贴则被视为扶植优质产业成长之必需。中国产品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热销全球，非常容易被美欧国家认定为倾销，而自己凭借技术优势令旗下的光刻机、芯片等产品走俏国际市场，美欧却认为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中国新能源汽车只有生产比重的1/8用于出口被视为出口泛滥，美国芯片特别是高端芯片的80%用于出口反而被看成是市场需求旺盛。反映到气候变化应对上，西方国家一边要求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承担更大责任，一边阻碍中国绿色产品自由流动。认知与判断上的“双标”肯定是观念的偏执甚至携带着不满的情绪，结果也必然导致更多的错杀与误伤。

　　作为“双标”评判的逻辑归因或是主观伴生物，竞争性焦虑在美欧国家执政者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不断提高市场占有份额的同时，也加快了朝着高附加值产业上游地带迁移的步伐，从而引起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塑，也驱动了资源要素与既有利益在不同市场主体间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像中国新能源等产业的出口，更是直接动摇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本就处在层级较高位置的欧美国家垄断地位，甚至威胁到了发达国家企业命运的存续，且不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以及中国光伏组件产量连续十几年位居全球之首的凌厉态势，尤其是当华为、小米等中国科技企业也进军新能源领域时，美欧国家所产生的焦虑感与压迫感更是与日俱增，由此也不难看出，“产能过剩”所折射的其实是欧美国家政要的“焦虑过剩”。

　　显然，对于一个在某些赛道上完全能够跑赢自己的竞争对手，欧美一方面是“酸葡萄”与嫉妒心理极剧膨胀，另一方面就是展开口舌中伤与抹黑，而且不同阶段还会推出不同的说辞。昔日中国的衬衣、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俏销世界时，欧美政客编制的“中国威胁论”铺天盖地。后来当中国的电脑、手机等科技型产品劲走全球时，西方政要鼓吹的对华“脱钩断链论”甚嚣尘上。如今当中国的光伏、电动汽车等绿色型产品风靡国际市场时，美欧官员兜售的“中国产能过剩论”又接踵而至。只是“中国产业过剩论”其实就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与变体，同时也是中国“脱钩断链论”的必然产物，最终所指向的就是欧美国家日益加剧与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结。对此，只要看一看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即将开征的高额关税以及欧委会将对中国光伏产品启动的反补贴调查，还有那张被美国不断拉长的中国企业“出口管制”清单，便可得出更加清晰与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