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在北京召开。

　　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为全球能源合作带来新的挑战。站在全球能源结构加速重构的关键时点，如何创造和把握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市场机遇，构建安全、韧性、可持续的产业生态，值得深入思考。

　　在现场，围绕能源结构等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对话。

　　中国的能源布局，不仅走对了，而且走好了

　　NBD：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对能源结构重塑有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认为中国在能源布局方面，不仅走对了，而且走好了。

　　其一，传统能源多元化我们做成功了；其二，新能源发展也做成功了。

　　此前美国部分保守派人士既否认气候变化，不相信存在能源危机，又试图遏制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我觉得，通过此次伊朗局势所引发的能源问题，中国与欧洲国家在新能源发展路径上可寻得更多共识与合作动力，进一步印证新能源路线的正确性。诚如特斯拉CEO马斯克所言，太阳能资源取之不尽，地球内部能源相较于太阳能量实属渺小，人类理应向太阳寻求能源，而非执着于传统能源的争夺。中国早年所选择的发展方向极为正确。

　　NBD：现在中国的新能源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哪个梯队？

　　郑永年：在新能源领域，中国当然处于第一梯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放弃新能源而转向传统能源，其考量之一就在于美国已难以在该领域与中国竞争。观察当前产业格局，德国等传统汽车强国亦出现转向，此前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凭借传统能源汽车产业形成自然垄断地位，如今在新能源转型过程中，反而需要寻求与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合作。

　　当然，我们也不要骄傲。其他国家也在积极布局，例如日本也在氢能源及混合动力方面有所布局。因此，中国要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但就当前发展阶段而言，中国新能源产业确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

　　NBD：最近国内有企业确认特斯拉计划采购中国光伏设备，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郑永年：因为不可避免。

　　首先，中国在光伏产业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实际上，自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全球产业格局已逐渐演变为中美两国主导之势。从互联网至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技术的发展主要集中于中美两国，其他国家虽有所参与，但影响力相对有限。

　　美国之所以在部分领域发展受阻，根源在于其国内存在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多年来，国际社会持续讨论全球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从2007年、2008年开始，大家就在讨论经济失衡的产物，到现在该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

　　未能有效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美国惯于将责任归咎于其他国家，实则是其国内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所致。

　　正因如此，科技右派崛起具有重要意义。该群体代表新兴资本利益，主张通过加速主义（一种主张以技术重构社会的思想理念）克服国内既得利益阻碍，推动产业转型。相较而言，中国是全球少数拥有制度优势，具备自我革命能力的国家。

　　中国在AI应用落地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郑永年认为，技术不见顶，经济就不会见顶。

　　NBD：AI的尽头是能源、尖端人才，还是应用？

　　郑永年：这几方面要协调发展。然而归根结底，技术要应用落地。任何无法实际应用的技术，终将沦为泡沫。近期美国社会围绕人工智能泡沫风险展开讨论。一方面，历次工业革命中，新技术诞生之初必然伴随投资过热现象；另一方面，关键在于推动技术落地转化。

　　人工智能落地的核心在于找到应用场景，而这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美国则在应用场景拓展方面不具备相应优势。

　　NBD：具备优势是因为市场大吗？

　　郑永年：中国不仅市场规模庞大，且应用场景丰富多元。美国因已退出部分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导致本土应用场景缺乏，只能向外部寻求应用空间。相较而言，中国在国内即可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充足的应用场景。

　　全球新能源缺口依然巨大

　　谈及“反内卷”，郑永年指出，一方面，中国新能源行业确实存在内部竞争激烈的现象，即所谓“内卷”。但需区分“内卷”的性质：若表现为价格恶性竞争，则应予以避免；若体现为勤奋创新、技术突破，则为积极现象。

　　从此次能源危机的视角出发，新能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远远不够。所以，“反内卷”的关键在于如何理性、有序地推动产能“走出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应避免一哄而上。政府着力整治的并非良性竞争，而是那种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发展模式。

　　NBD：您刚才说新能源的缺口还很大。您觉得现在新能源大概还有多少体量的缺口呢？

　　郑永年：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新能源存在巨大需求，欧洲、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新能源供给同样远未满足实际需要。新能源概念虽由欧美国家率先提出，但当前欧美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实则是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及竞争劣势的立场。从客观需求来看，全球新能源发展才刚刚起步，缺口依然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