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介绍，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全国70%左右的城市不达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pM2.5污染严重，一些城市灰霾天数达100天以上，个别城市甚至超过200天。

　　近日，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大气污染防治应该注重能源结构调整。“我们应该控制和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逐步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只有能源使用和环境和谐发展了，‘美丽中国’才会实现。”

　　记者：能否请您谈谈控制PM2.5与发展清洁能源之间的关系?

　　王仲颖：在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中，化石能源占据主导地位。煤炭与石油等化石能源在加工转化的过程中排放出大量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可以说，中国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能源问题。

　　与化石能源相比，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几乎不会产生污染，应当成为我国未来能源发展的主要方向。然而，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占比较小，2011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不升反降，由2010年的8.6%下降至8%左右;2012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3.3亿吨标煤左右，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9.1%。在“十二五”前两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累计增幅只有0.5个百分点，实现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比11.4%目标的任务艰巨。

　　记者：您刚刚提到，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能对防治大气污染起到积极的作用，可是可再生能源短期较难有大发展，这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王仲颖：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起步较早，相比我们高比例的化石能源消费结构，即使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速度还是太慢。我们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是，40年后中国应该什么样?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美丽中国”梦?未来明确了，我们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美丽中国的实现不能走老路也等不来。虽然中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但与我国电力总装机相比，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就显得非常少。以数据为例，2012年，中国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700万千瓦，风机6083万千瓦，而当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已破11亿千瓦。国外的情形则大不一样，2012年，德国仅风电加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已占其电力总装机的1/3以上。


　　记者：当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似乎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风电大量弃风，光伏也遭遇并网难题，您怎么看待这一情况?

　　王仲颖：中国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目前技术不是主要问题。现在阻碍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体制和机制问题，我们现行的电力系统完全是以煤电发展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并网难与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有着极大的关系。体制上的困境已经使现有的基础设施，比如电网，没有发挥出其支撑清洁能源发展的整体优势功能。

　　我国的电力体制情况相对复杂：电力体制改革十年如一日，没有任何变化;电网输配没有分开，实际上配电这部分最应该交给市场去经营，因为其可以有效地吸引民间投资减轻国家的负担;另外，电力调度目前也依附于电力公司和电网公司，竞争的电力市场还只是一个梦。归根结底，可再生能源能否发展起来关键还是要看电力体制改革。电力体制要怎么去改?下一步怎么改什么时候改?现在都不清楚。

　　此外，有人提到，发展可再生能源投入较高，与煤电相比，其竞价上网不具备优势。这种观点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即煤电后期的环境治理成本。如果把所有的成本加起来，可再生能源必然具备明显的优势，至少风电可以与煤电相竞争了。

　　记者：和我国相比，发达国家在减少排放、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有何借鉴?

　　王仲颖：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要说的是着眼未来的能源战略。过去的十年，特别最近几年，许多国家政府纷纷着手进行能源转型战略和规划(路线图)研究，把可再生能源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抢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先机，尤其是德国等欧洲国家。比如，德国能源转型的宗旨是：2050年提供安全的、可支付的和环保的能源。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的60%，占总电量的80%， 可再生能源将替代煤发电和核电，在未来成为主导能源。

　　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的激励政策在新能源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发展理念和战略。这些政策措施包括激励性政策，如各种形式的补贴、价格优惠、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还是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结合国情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此前政府提出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并对各地“十二五”期间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考核“开一个口子”，即对各地新增加的水电、风电、太阳能以及能源综合利用如煤矸石发电等方面的能源消费量将给予扣除，但如何执行、执行效果如何现在仍有待观察。目前，部分可再生能源审批权已下放至地方，这就更需要一套详细、科学的发展规划以及落实目标的配套机制，以保障可再生能源科学、稳步发展。总之，政府应该更注重能源转型和发展战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