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和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主席罗德˙西姆斯近日都驳斥了关于可再生能源导致电价上涨的传言。他们称，可再生能源对电价的影响微乎其微。

报道指出，过去数十年来，澳大利亚人频频被议会和社会上一些少数派的声音引导，很多人认为转型至可再生能源导向的社会会令澳大利亚失去竞争力，削弱其工业甚至导致电价抬升。事实上，经济学研究显示，可再生能源是更为廉价的能源。

西姆斯在接受采访时称，容易忽视的是，过去十年中，上涨的电费中41%都是电网维护成本。他还提到，零售商的额外收费因素高达24%，而绿色能源项目只占16%。

对此，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施训鹏博士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表示，高电价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电价构成上来说，主要的原因是输配价格不断上涨。而相对来说，发电价格，不管是可再生能源还是天然气发电，作用相对要小一些。可再生能源在过去确实会推高电价，但就目前以及未来来看，这个作用会逐渐消失。而天然气价格虽然成为近期的热点，但是其在推高电价中的作用被高估。虽然说目前的天然气现货价格比较高，但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天然气是通过长期合同销售，且合同价格远远低于现货价格。不过，长期来说，天然气发电会成为形成电价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建立价格透明的天然气市场非常关键。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天然气价格已经翻了四倍。更为矛盾的是，作为世界上天然气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对国内的天然气售价比出口价格高出许多。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委员会的调查显示，由于天然气的出口持续增长，2018年东海岸的天然气很可能会发生严重短缺，随之而来的是电价的急剧上升。澳政府最近实施了澳大利亚国内天然气安全机制，这项措施能够限制液化天然气的出口从而满足国内需求。如果澳境内的天然气价格能够回缓，那么电费或许会下降。

此外，澳大利亚境内关于能源结构的争论仍未见高下。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和煤炭工业相比，清洁能源未能得到足量的政府补贴，处于劣势。但人们却忽视了煤炭工业得到大量补贴金后带来的次生影响，如居民员工的健康成本等。

基于这一争论，施训鹏认为，可再生能源在澳大利亚发展的瓶颈有两个方面。一是分散式可再生能源，比如居民屋顶光伏发电。历史上补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目前澳居民屋顶光伏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这方面今后的补贴会逐渐被降低，乃至消失。二是集中式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比如风电场。他也就这一领域的发展给出了建议，“这个领域的发展，目前来看，主要依靠政府制定可再生能源目标来推动。今后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的降低，推动其发展的因素，需要从政策，转变为电力市场的设计，使得可再生能源能够被电力市场消纳。对碳排放征税或者其他形式的碳价格，也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归根结底，发电成本的高低才是在这场电价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尤其是将安装成本纳入考虑后，风能和太阳能的优势则更为突出。可再生能源发电厂从投产到建成只需1至3年，而火力发电厂则需要4至7年，且成本更高。

最后，施训鹏还提到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长期动力是降低价格。“这可以通过两方面来实现，一是通过技术研发突破，让关键设备的价格下降。二是通过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使得可再生能源设备的制造价格下降。两者缺一不可。就第一点来说，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研发非常重要。而第二点则要以来中国这样的巨大市场和制造能力来实现。这也是中国和澳大利亚可以合作的一个方面。”施训鹏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