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统筹推进：纲领性法案的重要性

　　自2018年担任人大代表起，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已连续四年在“两会”上为新能源和低碳发展提出建议。

　　2021年两会，曹仁贤提了四条建议，分别是“加快能源法制定”、“收紧碳排放权配额完善碳市场”、“统筹推进加大可再生能源推广应用”和“增加光伏、风电土地供给”。

　　他建议，将能源法列入2021年立法计划，优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加快完成起草工作并颁布实施；从严核算碳排放基准值，将主要耗能行业纳入碳交易体系；从实际出发解决可再生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简化审批流程；统筹新能源用地问题，给光伏、风电留足够发展空间。

　　这四点建议从宏观到细节，彼此独立又有关联，内在逻辑为：立上位法使能源工作有法可依（能源法），进而完善专项法规使其具备执法路径率先实现“能源零碳”目标（碳市场），同样通过《能源法》从更高层级推动能源工作联动破除现存壁垒（统筹规划），并最后落实可行性的方案给新能源减负（土地）。

　　“统筹推进”作为四条建议的主线贯穿其中。曹仁贤指出能源工作面临着高度复杂的情况和很多瓶颈，如生态红线、土地资源不足、电力上网难的问题，仅靠能源职能部门、企业和地方政府无法协调，须进行更高层面顶层设计，以尽可能降低能源转型的成本。

　　02

　　“碳中和”伟大目标：《能源法》出台的历史机遇。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了1.2℃，已接近1.5℃升温下限。根据《WMO全球1~10年气候通报》，到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有20.0%的可能性会短暂高出工业化前1.5℃。

　　这也是中国领导人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重大能源战略思想的原因。但伴随着“3060”碳中和伟大目标的提出，以及能源走向清洁低碳的新格局，原有《电力法》和《煤炭法》等单行法律已经不能适用于能源新的变化，迫切需要一部上位法来协调支撑。

　　曹仁贤指出：“十几年前就有《能源法》的草案，但种种原因耽搁到现在。去年能源局组织再次起草能源法时，也征求过我们光伏企业的意见。”

　　“目前能源工作中还存在着很多法规模糊地带。”曹仁贤告诉记者：“每种能源，无论是化石能源还是清洁能源，站在自己的角度，都有其高速发展的道理，但站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以及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能源的发展需要与大的目标相匹配，所以制定《能源法》是大势所趋。”他希望，通过《能源法》施行，能够规范能源发展秩序，落实清洁能源优先开发优先使用。

　　03

　　新能源行业进入长周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3060”目标后，曹仁贤大为振奋。外界看到的多是新能源行业的广阔发展前景，而曹仁贤认为更重要的是新能源行业将迈入下一个阶段。

　　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发展在几代领导人的领导下走过了不同阶段：毛泽东让中华民族站起来，活下去；邓小平让中国人富起来；而习近平总书记让中国人强起来。三代领导人都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决定了那一历史时期的内政、外交所有政策。

　　曹仁贤认为“3060”目标的提出，也让中国新能源产业跨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碳中和大目标提出以前，我们新能源从业者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生存，往往无暇顾及未来。现在我们新能源从业者可以留出时间考虑可持续发展，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商业模式探讨与创新的投入，提升人员水平，这些都是获得了安全感后带来的隐性红利。”

　　不只是中国，德国、日本等各强国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碳中和目标，曹仁贤认为这是新能源也是阳光电源的历史机遇。“新能源和电力电子技术密不可分，阳光电源也是把电力电子技术成功应用于新能源和储能行业，我们是贡献者，同样也是受益者。”

　　曹仁贤指出，从制定以年为单位、以企业长续经营为目标的策略，到现在制定以40年为周期的宏大目标，光伏产业真正进入长周期运行模式。“我们内部也在重新思考远期目标。”他补充道。

　　他认为2030年风光12亿千瓦的目标偏保守，提出2030年风光装机可能达到20亿千瓦，最低不少于15亿千瓦。他认为这一目标实施的路径主要有：通过西部大型地面电站、大基地、特高压等业务发展，以及中部光伏风电与各种场景结合，东部分布式与建筑、养殖、微电网等，此外还有覆盖全国范围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这些都让他对更高装机目标充满信心。

　　他很认真的告诉记者：“我们在非常认真地刻画未来这张生态图，描绘未来清洁能源蓝图，阳光电源以电力电子为核心，以数字化手段为抓手，推进相关协同多元化，努力为新能源服务、运维、应用拓展。未来还将把数字化、人工智能、区块链这些成果嵌入到使用过程中。从以前单一的电能变换转向未来更加模块化应用、具备自适应和人工智能辨识能力。助力客户进入绿色能源互联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