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东地区的冲突正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并推高燃料价格。能源供应受到的冲击不仅影响地区局势，也使全球经济受到拖累。
在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看来，这场危机也正在改变人们对“能源安全”的理解：过去，能源安全更多与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联系在一起；如今，各国越来越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分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由自身掌控的能源体系。在这一变化中，可再生能源正在成为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来参加联大高级别周活动的拉·卡梅拉在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时表示，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开始系统关注能源安全，并成立国际能源署，以帮助稳定能源市场。当时，人们主要把能源安全与一个国家拥有多少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联系在一起。
拉·卡梅拉：“今天的能源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化石燃料供应高度集中，部分石油和天然气还需要经过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因此地缘政治冲突可能迅速影响全球市场。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可以来自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大量能源资源，由更多参与者生产和拥有。可再生能源恰恰可以提供这样一种去中心化的能源体系。”
拉·卡梅拉认为，可再生能源占比越高的国家，受到当前能源危机影响的程度往往越低。比如，西班牙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挪威交通出行中接近一半已经实现电动化。
拉·卡梅拉指出，过去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落实《巴黎协定》的目标；如今，能源安全也正在成为推动这一转型的重要因素。
拉·卡梅拉:“我们正在走向一种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同时辅以可持续利用的生物质能，以及主要是绿色氢能。”
拉·卡梅拉指出，全球每年新增电力装机容量中，大约90%来自可再生能源。
他还提到，中国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参与者，今年7月底首次出现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超过煤电的装机规模。
他指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因为方向已经非常明确；真正的问题是，这一转型的速度和规模有多大。
拉·卡梅拉表示，未来几年，各国经济的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体系能否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分子”（绿氢）和“电子”（电力和储能）。
他指出，可再生能源目前已经是最具竞争力的电力来源之一。针对风能、太阳能存在“间歇性”的说法，他表示，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研究表明，通过可再生能源与储能等技术结合，可以形成“稳定型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全天候、全年连续供电。
拉·卡梅拉表示，在脱碳过程中，整个能源体系的电气化是关键环节，建筑、交通和工业等终端用能部门都需要进一步实现电气化。
他同时指出，全球能源需求增长超过此前预期，而能源效率方面的进展低于预期。这意味着，到2030年，能源需求与供应之间的缺口可能比此前预想的更大。
因此，仅实现“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提高三倍”的目标，加上从化石燃料转型的目标，可能仍不足以让世界走上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路径。
拉·卡梅拉介绍了“35 by 35”目标，即到2035年让电力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达到35%。他表示，这一目标考虑到了能源需求增长以及能源效率提升不及预期的现实，因此可能成为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讨论能源转型的重要议题之一。
拉·卡梅拉将加快能源转型所需取得进展的领域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基础设施。未来能源体系需要更加互联、灵活和能够进行实时平衡的电网。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可以帮助优化电力系统。同时，还需要港口等基础设施，以支持新型能源体系。
第二是法律和监管环境。拉·卡梅拉指出，目前一些制度安排仍然更有利于化石燃料，包括部分化石燃料补贴。这些政策可能延缓新型能源体系的发展。
第三是人才。能源转型意味着劳动力结构也将发生变化，这需要对劳动者进行再培训，同时培养能够服务于未来能源体系的工作人员。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融资成本高、基础设施不足和电网有限等问题，也增加了能源转型的难度。拉·卡梅拉认为，多边金融机构需要明确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电网现代化作为工作重点，并将建设未来能源体系的新基础设施与发展同步推进。
拉·卡梅拉表示，加快全球能源转型，需要政策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力。在他看来，其中最紧迫的任务是电网建设。
他强调：“电网、电网，还是电网——互联互通、灵活性，以及电网平衡。我认为，这是当前最紧迫、最需要采取行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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