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断蔓延和全球原油价格战的双重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大幅的下挫，累计跌幅已经超过70%。

　　随着油价不断下挫，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新能源后续投资的质疑：在经济下滑和油价低迷的背景下，新能源行业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实际上，全球能源向低碳发展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能源基金会会长邹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可再生能源在欧洲、美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比例大幅上升，成本不断下降，但油气价格下降的确对新能源有一些抑制作用。”

　　但他也向记者坦承，目前对于总体能源需求来说，新冠疫情的打击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一打击既影响了油气能源的需求，也同样影响了新能源、电力这样的能源需求，而这些负面影响的持续时间有多长，取决于疫情将来的变化。

　　能源宽松时代

　　总体来说，因疫情影响的经济下降，将会传导至能源方面，引起能源的同步下降，而在这样一个市场上，总体会保持一个相对宽松的状态——能源的总供给超过能源的总需求。

　　“这样相对宽松的市场状态，可能会保持一段时间。”邹骥说，“可能要持续一年，甚至是两年的时间，实际上这对于能源结构的调整来说，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机遇。”

　　他认为，在能源处于供给需求紧张的状态时，没有机会去进行能源结构的调整，因为煤炭、油气等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为了应对需求的增长需要时刻保持开启，这个时候做出改革的调整相对困难。

　　但在供需宽松的阶段，可以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等方式，化危为机，大力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和调整。“在电力领域，长期有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逆周期的投资。”邹骥说，“在下行周期进行投资，为了下一个繁荣的增长周期进行准备，需要在目前进行投资的加速。”

　　此外，在目前的形势下，可以加快可再生能源和相应的电网，特别是直流电网的投资的力度，目前市场热议的“新基础设施投资”就在这一范围。在新基建中，相应加大和可再生能源配套的这种电网的建设，比如分布式的、微网、园区级的、社区级的，这种星罗棋布的加大这方面的力度，处在一个机会窗口。

　　需要战略定力

　　邹骥向记者坦承，在这样一段时间内，对于新能源的发展来说，难免会有一些干扰的声音。

　　“在当前状态下，有些人可能认为长远一点的事，一些方向性、前瞻性、需要战略定力的事情就可以边缘化，以至于把短期的行为长期化。”邹骥说，“这个可能会带来一些连锁反应和一些不良的影响。”

　　也是因此，他认为原来该执行的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和节能减排的计划，不应该以给抗下行让路为名被停滞。“我们需要警惕这样的倾向，”他说。

　　好在，从政策层面，新能源的发展之路并未因疫情而受到拖累。

　　4月10日，酝酿已久的能源法正加快落地，国家能源局就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涉及：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发展，提高能源供应能力，健全能源普遍服务机制，全面推进能源市场化等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国家将可再生能源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这对于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无疑是重大利好。

　　征求意见稿指出，支持优先开发可再生能源，制定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总量目标以及一次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比重目标，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的约束性指标，并分解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监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情况，并进行年度考核。

　　同时，国家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制度，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用电量中消纳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最低比重指标。供电、售电企业以及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应当完成所在区域最低比重指标。国家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优先上网和依照规划的发电保障性收购制度。电网企业应当加强电网建设，扩大可再生能源配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