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光伏产业即将迈入平价大门之时，笔者采访了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老师。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主要起草人和能源老枪。他不仅大局观可谓业内最佳，也为产业健康发展秉笔直言，更重要的是对于光伏产业的推动，以“卓绝”形容并不为过。在采访的过程中，笔者像是看到了那部超级烧脑的《云图》电影的结尾，恍然发现，错综复杂的光伏脉络在光伏发展历史上的一些重要节点，原来是这样。
他的的本身，就是史诗。
生活与苟且，能源和远方
在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李俊峰考上了山东矿院电气工程系，这时的他已经22岁了。
来自鲁西北农村的李俊峰，脑海中关于贫穷的记忆“符号”就是家里的那口锅。“锅上愁，锅下也愁。不只是吃不饱，连柴火都没有。”
“能源是一件大事。”生活像一个蹩脚的画家，给李俊峰的少年涂抹的痛苦不堪却又印象深刻。在2017年他发表“扎耶德未来能源奖”个人终身成就奖获奖感言时，也谈到了少年时因为缺少能源而让他立志从事该领域。
以至于高考时，他的第一志愿是核物理专业，想去研究可控核聚变，但最终未能如愿，而是去学了电气工程。
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为了解决烧火做饭的问题，想去研究核聚变，实现人类能源永续。从中可以看出李俊峰身上的特质：良好的大局视野，改造世界的理想，坐言立行的行践以及直指问题本源的洞察。没有大局视野，不会在当时农村的那种条件下接触到核聚变的介绍；没有理想和付诸实践的勇气，能源匮乏只会成为日后忆苦思甜的谈资；而若没有解决问题的洞察力，也不会直接想用核聚变一劳永逸解决能源问题。
这几样特质跟随了李俊峰一辈子。他讲话时有几个特点：从来不用演讲稿，直接得被业内形容为“一杆老枪”，对行业冷静到显得有点冷酷，能跳出光伏看光伏，更是每次都可以指出问题的本质和提出解决办法，他的大局观被公认是业内最好的。
能源的战争与和平
1979年，重要产油国伊朗巴列维王朝最后一任君主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流亡海外，伊朗停止石油输出60天，使石油市场每天短缺石油500万桶，约占当时世界总消费量的十分之一，致使油价动荡和供应紧张。
几种因素造成了市场对于石油短缺的恐慌，各国都在囤积石油，进一步使局面恶化，1979年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年度价格会议前夜，两个OPEC成员国利比亚和印度尼西亚同时宣布计划提高油价，有意促使OPEC保持高油价的现状。而1980年，伊拉克趁乱入侵伊朗，战争使得这两个石油输出大国的生产完全停摆。到1981年，石油价格已从原先的13美元/桶涨到了34～36美元/桶。
油价上涨不仅让消费者从大排量欧美系汽车转向小排量日系车，也带来了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1980年8月成立了国家能源委员会，由当时的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挂帅，煤炭部长、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的部长们均位列其中，编制150人。
1982年1月刚毕业的李俊峰就被分配进入了国家能源委员会下属的能源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几经隶属关系的变化，曾经分别改称为：国家经委能源研究所、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他在这个国家级的能源智库，一干就是三十年。
但这看似不变的三十年的经历，让他结识了一批中国能源决策届风云人物，包括时任国家农村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林汉雄，国家计委燃动局的蒋兆祖、节能局的王传剑，国家经委能源局的鲁奇，以及后来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张玉清，总经济师李冶等，结识这些这些人，不仅使得他分析研究能源问题有了大局观，也深刻理解了，能源的来之不易。三十年的研究的经历，让李俊峰认识到能源的威力，小至千家万户的用暖用电，大到甚至能颠覆国家政权，改变世界力量格局。
进入能源研究所工作后，李俊峰开始从事新能源研究工作。“中国最早的新能源应用研究始于农村。”他回忆道。
在笔者的记忆中，小时候的课本里有专门关于太阳灶，沼气利用的文章。那时国家高度关注农村的新能源应用，成立了国务院农村能源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担任组长，李鹏同志在延安保育院的发小，林汉雄担任办公室主任，这也圆了李俊峰当初的梦想。
这期间，李俊峰接触到能源政策制定工作，开始学习适合中国特色的能源发展之路。
奠定中国新能源之路的早餐会
2004年联合国波恩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李俊峰和时任发改委副主任的张国宝收到一封邀请函。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请他们二位共进早餐。
虽然略有调侃之意，但这位领袖却是笔者最尊敬的伟人之一。他锐意改革，对中国十分友好，而且勇于承担责任，也是对光伏甚至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最大的人之一。2002年施罗德在约翰内斯堡发起倡议，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确保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全球共同发展可再生能源，他指出地球上还有30亿人没有电力供应，应当为这些人群提供电力，增加就业，减少贫困，人人享有可再生能源。当时朱镕基总理也在会议现场，并宣布中国批准京都议定书，通过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对气候变化。此时李俊峰提出研究一个课题，通过立法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于是2004年1月1日，德国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法》，如晨曦一般照亮能源发展的长夜。2004年的波恩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是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里程碑。中国派出了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同志带队，而已经研究了能源工作20年的李俊峰，在国际上也已声名鹊起，此次波恩之行，中国代表团收到了比较高的礼遇。
施罗德与张国宝和李俊峰介绍了他对于可再生能源与人类发展的思考，探讨了光伏等新能源的未来。而在2003年，李俊峰等人推动可再生能源立法的想法也得到人大批准，他成为最核心的成员和主要起草者。所以对于可再生能源非常专业又执着的三人见面可谓宾主尽欢。
在会上，中国代表团向国际社会承诺了两件事：
其一中国将对可再生能源立法
其二是提出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此积极表态，得到了与会国家的一致肯定。当时任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处处长史立山在一个小小的边会上宣布这一决定时，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丹麦、澳大利亚等大国的部长都 到会祝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如此积极的表态，得到了与会国家的一致肯定。
张国宝主任对可再生能源立法也起到了巨大推动：2003年他主管能源工作时开始组织起草可再生能源法。到了2004年夏天，可再生能源法送审的阶段，张国宝亲自逐条主句的修改。敲定最后送审稿子的时候，参与这次修改工作的同志还有，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的梁志鹏、核电司的史立山，以及李俊峰。 张国宝同志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逐条讨论、斟酌和修改。迄今为止，李俊峰还认为这部可再生能源法是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基础，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近乎于完美。“有了可再生能源法才有了今天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大好形势。”他说。
2005年2月，中国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公布，这一次，中国走在世界前列，同德国一起，拉开了可再生能源大发展的序幕。
这份文件设定了四个极为重要的基调：制定总量目标；费用分摊，高出火电部分由向全社会征收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补贴分摊；全额收购，后来几年由于新能源装机过多，改为保障性收购；降税贴息，减轻新能源企业负担。这就给后来十几年的新能源发展奠定了基础。“现在看非常有效地推动了这些产业发展。”李俊峰说。
那段时间，李俊峰还遇到了一批年轻人，他们的名字是：黄鸣、武钢、韩俊良、施正荣、苗连生、高纪凡、瞿晓华....
扶持：成败金融
可再生能源法规的编订，让李俊峰更深入的了解风电和光伏产业，从2004年到2011年，他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了八本关于中国光伏和风电发展的报告，对宣传和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些报告让国家高层认识到光伏风电解决的不只是能源问题和气候问题，还关乎国家战略和安全，坚定了中国扶持新能源产业的决心。2007年，在各个方面的推动下，全球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计划实施，李担任副主席，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十几个主要国家都在其中，通过这个计划，李俊峰更加深入的介入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去，并真正意义上的参与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同时，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路的这份年度报告在金融领域也得到高度认可。黑石、雷曼兄弟、摩根斯坦利和汇丰等金融机构找到李俊峰，希望能够借助中国可再生能源法制定和送电下乡工程的机遇，推动中国企业上市。
包括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大佬在内，李俊峰差不多介绍了20家企业给金融机构。“当时他们在金融领域还没打开局面，外界还不知道这些光伏企业的情况。”李俊峰回忆，在他的引荐下，许多光伏企业顺利迈入上市之路。到现在，一些金融机构还定期找李俊峰请教下能源形势。
但对于光伏企业后来过分看重金融作用时，他多次提出预警，不要盲目迷信金融的力量。他警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觉得这块工作没做好。”说起来，他还是有些自责，“早期的光伏企业，产能可能只有5MW，但是市值达到30亿美元，但当达到2GW的时候，可能市值只有2亿美元。规模提升几百倍，市值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这说明每瓦光伏组件的金融价值降到原来的千分之一了。记住，金融既能造神，也能让人万劫不复。”
问汝平生功业
回顾近四十年的能源工作和十几年对于光伏产业的推动，李俊峰总结了三个阶段：可再生能源法的编写，消弭了欧洲反倾销的影响，推动了国内市场的启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李俊峰向国家领导递交了报告，阐述了西方通过技术进步摆脱金融危机的实例，强调了战略新兴产业的重要作用，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等被增补进十大产业之外的战略新兴产业，为行业渡过难关，光伏快速发展定下基调。
2012年，欧洲对华光伏双反乌云密布，但最终大棒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当时笔者有点不解甚至庆幸，这背后有李俊峰和中国政府的诸多努力。
李俊峰通过欧洲商会约了欧洲企业的几十个代表开了个茶话会，他说：“中欧一直相互依存，如果刻意对光伏双反，我们就会建议中国政府对豪华汽车加征环境税。”新加坡、北欧等国家对大排量汽车征收高额汽车税是常态，因此这项提议从法理上没有问题，且切中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核心利益。
不久后默克尔总理访华期间，双方的早餐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谈到了这个提议：“中国有专家提出这样反制欧洲。”这也后来被欧洲的媒体报道出来。
于是，双反转向限价限量策略。但很多习惯了你死我活还未学会共生共赢的中国企业不理解，并表示反对。“让你们价格提高点，多赚点钱是好事啊。”李俊峰说。
在笔者看来，光伏企业遭遇到的最大危机是差点被国家列入高污染高耗能的“两高”产业之列，包括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工作过的工信部在内的一些政府领导，为产业据理力争，消除了不少偏见。
李俊峰组织了多家行业领先的光伏企业，邀请上级领导进行实地调研，并起草了启动光伏发展的若干意见，从为光伏摆脱高污染高耗能的帽子，到国内如何有秩序的发展光伏，都做了详尽的叙述，这份文件，讨论修改了多遍，成为后来中国光伏市场启动的基础材料之一。
25℃先生
熟悉李俊峰的人都知道他常说一句话：“我对光伏行业的态度是行业过热，就泼泼冷水；行业寒冬，就添把火。”许多年来，秉承这种“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风骨的李俊峰，像一位永远在25℃这个最适宜温度的恒温先生。
水与火的衡量标准，是理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消退后，国外资本纷纷撤出光伏产业，中国却逆势而上，产业做到全球最强。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赚钱太容易而带来的浮躁。
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研发人员，年薪几百万；财务总监收入比五百强企业还高；而研发负责人每年的期权加年薪甚至往往高达千万；企业家们也往往因为蹿升速度太快，有些迷失，同时产业内部很不团结。“大家都知道行业会洗牌，但都相信自己是能活下来的那个。”李俊峰感慨。
一次李俊峰主持的会议上，他对几位光伏大佬直率的说：“大家能有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赶上了这波潮流，不完全是因为能力所致。行业浮躁的情况不是常态，如果风向变了，企业就可能陷入危机。”说完他以同样在现场的西门子、杜邦举例，“我希望各位的企业真正能够做到长期发展，和西门子、杜邦这些百年老店一样，一百年，二百年后还能坐在这儿。”
2012年光伏行业第二次危机来临，光伏企业陷入第二次破产潮，在行业最低谷的时候。李俊峰给国家能源局写了一份报告：中国光伏产业借助国外资本和技术，依靠自身强大发展能力兴起壮大，领先世界，光伏是世界未来发展潮流，理应扶持。在欧美双反的形势下，启动国内光伏市场十分必要。
这份报告得到了国家高层领导的重视，中国开始着手制定光伏上网标杆电价，开启了中国光伏大发展的新时代，也彻底告别了“两头在外”。
2015年和2016年光伏产业一路高歌猛进，李俊峰发出产业发展过速预警，同时建议2017年的补贴额度腰斩，但在光伏全行业的全力争取下，补贴只进行了小幅调整，“531”政策对错与否暂不考虑，但它的出台与补贴下调额度不无关系。
现在光伏行业离平价只剩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加上海外市场火爆冲淡了国内市场的冷清气氛，乐观情绪又开始蔓延。对此，李俊峰提醒行业应当开始关注平价之后的诸多问题：“按照政府和企业多次协商的结果，今年开始平价试点，明年开始全面平价，总之今年是平价的拐点之年。但光伏市场的规模不是无限的，即使是平价时代，每年1亿千瓦（100GW）也是上限，能源一定要协同发展。”
他指出，能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电力更是政府直接核准价格的少数商品。所有的电价都是核准的，核准电价的同时，也核定一个上网小时数，电网据此签署上网协议。“比如，核电有标杆电价，大概0.42元/千瓦时。在核定这个电价时，会核准上网的小时数，过去核电是7000-8000小时的上网小时数，近年来核准新的核电机组比较小，只有5700小时，核准电价的时候，同时核准上网小时数，这是电力行业大部分发电机组的规则。”他指出，如果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没有这样的价格机制保障和上网小时数保障，企业会陷入困境。
“所以说，平价上网到现在来看，技术准备好了，企业准备好了，但是机制还没有准备好，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也没有准备好。”李俊峰说，他同时指出应该更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我们总结能源改革开发四十年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性越多的地方发展的越好。例如煤炭行业，我经常批评煤炭，但是煤炭却是发展最好的行业之一，因为充分发挥了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特别是各种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老枪的预言
李俊峰从来不替企业站台，只为行业呼吁，所以不论企业喜不喜欢这个人，但都非常尊敬他。
他永远用最直接的方式来给你答案。过去的这么多年证明，“老李”几乎都是对的。
1998年，金风科技刚刚注册，李俊峰给他们算过一“卦”，“只要我们只要跟对风口，老老实实做风电，做好了，金融认可你，上市了，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风电装备企业，做的不太好，给别人做了嫁衣，人家买了你，然后上市，你们也能赚一笔，过着财务独立的幸福生活，最差也可以成为风机的4S店，给别人维护风机，也能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因为这个市场摆在那里。”在金风科技上市后，金风董事长武钢聊起这件事：“李老师，我们实现了您说的高案，现在公司做上市了，也有国际影响力了。”
“我已经投了几千万了。”一位行业领袖听到李俊峰劝阻他上多晶硅项目时非常纠结。“你现在停下来损失几千万，不停以后损失几十亿。”李俊峰让这位企业家叫来当时的技术负责人交流，叫企业家也在一旁听着，几个小时之后，这位大佬决定壮士断腕，避开了“大坑”。
另一位大佬和李俊峰交流几小时后宣布放弃在中西部省份的一个大型项目，这些年类似的劝阻行业疯狂扩张的话说了很多，有些人听了，有些人没听。
他在Solarbe索比光伏网与中山大学主办的广东光伏论坛上曾指出，面对电动汽车和充电桩这样的“鸡与蛋”问题，可以由电网建设基础设施来启动，2019年1月，国网宣布开始充电桩的建设。
他认为中国光伏现存最大的问题是各环节都没有盈利的机会。“光伏企业有这样的毛病，一过两天好日子容易烧包。内部挤压，互相伤害，最后可能损害质量。”他说的问题，并不是光伏行业独有，而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新兴产业会更加严重。一次会议上，李俊峰请来宝马的中国区CEO现身说法，“光伏应该向汽车行业学习。”他说，“汽车行业每一个环节都是有利润的，一味低价企业会丧失抗击风险的能力。在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宝马给供应商打了一大笔预付款，说要 稳定供应，但不要求很快供货，助力大家顺利渡过难关，这值得我们光伏企业借鉴。”
李俊峰认为，光伏为所有的能源技术设定了价格天花板，下一步要考虑如何可持续发展，融入电网。“与整个电网系统协同，是光伏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位能源老枪提出了光伏产业的下一个“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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